“……在浩漫的生存布景後麵，在深淵最黑暗的所在，我清楚地看到那些奇異的世界……”說方方是一位“清醒的作家”，在《風景》中能得到有力的佐證：一位能準確地傳導出18年前的印象的人，並且把這種印象牢牢攥住，讓它的嘯聲像鈾的裂變一樣製造出震撼人們心靈的力量，這樣的對撞所產生的效果，難道不可以說明一位作家清醒的程度？在《風景》的篇首，波特萊爾的話就是嘯聲中14歲的方方所聽見的那漸漸遠去的汽笛聲，它使一位作家的目光變得深邃而深情。《風景》是奇異的世界裏向世界發出的奇異聲音，它擯棄了一切矯飾，以最真實也最真誠的敘述宣告了偽文學的終結，而1969年綿延至今的嘯聲，說明了我們民族生存的真實性，不容篡改性。
在14歲之前，方方是小學火炬藝術團團員，在團裏跳舞。到中學後，她是宣傳隊樂隊的，敲揚琴。高中畢業後，因為她父親的去世，兩個哥哥均已下放，按當時的政策，她留在家裏照顧母親，從而免去了下放農村接受再教育的苦役。緊接著，她招工到運輸社，在倉庫扛大包、拉板車一幹就是四年，以致她腰部受傷。這期間，運輸社成立了宣傳隊，方方被抽到宣傳隊敲揚琴。這個出生於知識分子家庭的女性，在幹裝卸工的幾年裏，真正地接觸到另一個社會，另一片天地——工人和市民的生活。她的一些同事正好住在14歲時她去過的“河南棚子”。這也是一種天緣吧。當真正地踏入“河南棚子”的一扇扇門楣後，她才實實在在地被震動了。她記得當從球場街穿過去，七彎八拐地來到一位女同事家，這位女同事的父母離異，女同事就和她的父親二人住在一間隻有五平方米的房間，上下鋪。奇怪的是，女同事並不覺得有什麼不便，毫無怨言。正如方方在《風景》中描繪的：“京廣鐵路幾乎是從屋簷邊擦過……”那種尖銳的呼嘯聲對於他們已經習以為常，並不騷擾他們的神經，每夜都可以酣然入夢。不是別的，因為他們從呱呱墜地，到長大成人，列車的嘯聲就一刻不離身邊地陪伴著他們。
這就叫生存，這就是生活在最底層的人民的生活方式與習慣，包括這些人的談吐，漸漸地被方方所熟悉。
一直以來，我們並不承認我們有貧民窟，老是宣傳我們社會主義是天堂，卻一個勁地報道來自最發達國家和地區的貧民窟，如美國、香港等，後來當我們知道連許多美國乞丐也有自己的小汽車時，留給我們的隻有尷尬。因為，在我們國家連大學教授也隻有騎自行車的份兒。
“河南棚子”使方方的創作變得凝重、無情而深沉，那種嘯聲中的煎熬，實際上也是一種理想的煎熬。
《祖父在父親心中》，最成熟的作品
迄今為止，我以為《祖父在父親心中》是方方最成熟的作品。幾乎方方所有的才華和她的思想都展示在這篇作品中。《上海文學》編輯部原想讓這個中篇與《風景》有連續性，將小說題目改為《風操》，似乎成了方方“風”的係列，然而在發稿之後，方方寫信請他們將題目複原了，現在想想，《祖父在父親心中》這個題目該是多麼確切，也比“風操”二字顯得沉重得多，豐富得多。
這篇小說似乎是一篇司空見慣的家族史，然而它裏麵彌漫的血光和卑瑣，使我們欲哭無淚。方方的確是一個清醒的作家，她知道她生活在何時、何地。而當今許許多多的作家們陶醉在他們浮豔的才華和名聲上，世俗的歡呼成為他們奮筆疾書的理由，一種功成名就的滿足感也是他們創作並挖空心思的理由。筆與我們的生命處於怎樣一種聯係，他們並不知道，也無暇知道。而這一切，方方似乎在不經意中全部領悟到了。
她原是想寫三代人，三代知識分子的命運，正好在寫這篇作品時，母親由生病到去世，使她的心情更加沉重，她這一代知識分子就在小說中省去了，隻剩下兩代。但是這也許是天意，這兩代知識分子的命運足夠了，如果真把年輕一代知識分子加進去，是否會有畫蛇添足之感？
方方在這篇小說中將理性和激情的分寸把握得異常準確。在那種擲地有聲的語言和觸目驚心的畫麵裏麵，我們聞見悲憤有如暗潮，長久而荒涼地拍打著這個社會的岸壁，爆發出濁重的一聲聲叩問。那是夜不能寐的暗潮，在無垠的天穹底下，訴說著兩代知識分子的命運。跳蕩的文字和異乎尋常的隨感似的結構，在看似零亂中服從於一種悲愴的思緒，像一段被命運與苦難糾纏的音樂，它的跌宕和起伏的旋律組成一股氣勢，最後化入蒼穹，化入胸境。然而，這種靈魂被糾纏有如噩夢的音樂，並不像略薩的《綠房子》有意為之的結構主義，或者福克納《喧嘩與騷動》的囈語般的零散。它不是故意的，它不是技巧的表露，它隻是才華的顯示，這裏的才華，就是作家所達到的境界——那一支筆，簡直成了“上帝的代言人”。
在這篇小說中，同樣被好心的編輯刪掉了一些話，這些話大致是：軟刀子殺人與硬刀子殺人，哪個更痛苦？零割與一刀子殺死，哪個更慘痛？而父親這一代，所經受的是精神的“零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