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悲憫的話題，本該就此打住，但總覺言猶未盡。請允許我引用南方某著名晚報的一個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出身的總編輯退休之後在自家報紙上寫的一篇專欄文章，也許會使我們對悲憫問題有新的認識。這篇文章的題目叫《難忘的斃敵場麵》，全文如下：
中外古今的戰爭都是殘酷的。在激烈鬥爭的戰場上講人道主義，全屬書生之談。特別在對敵鬥爭的特殊情況下，更是如此。下麵講述一個令我畢生難忘的斃敵場麵，也許會使和平時期的年輕人，聽後毛骨悚然，但在當年，我卻以平常的心態對待。然而，這個記憶，仍使我畢生難忘。
1945年7月日本投降前夕，國民黨頑軍152師所屬一個大隊，瞅住這個有利時機，向“北支”駐地大鎮等處發動瘋狂進攻，我軍被迫後撤到駐地附近山上。後撤前，我軍將大鎮潛伏的頑軍偵察員(即國民黨特務)四人抓走。其中有個特務是以當地醫生的麵目出現的。抓走時，全部用黑布蒙住眼睛(避免他們知道我軍撤走的路線)，同時綁著雙手，還用一條草繩把四個家夥“串”起來走路。由於敵情緊急，四麵受敵，還要被迫背著這四個活包袱躑躅行進，萬一雙方交火，這四個“老特”便可能溜走了。北江支隊長鄔強當即示意大隊長鄭偉靈，把他們統統處決。
鄭偉靈考慮到槍斃他們，一來浪費子彈，二來會驚動附近敵人，便決定用刺刀全部把他們捅死。但這是很費力，也是極其殘酷的。但在鄭偉靈眼裏看來，也不過是個“小兒科”。當部隊撤到英德東鄉同樂街西南麵的山邊時，他先呼喝第一個蒙麵的敵特俯臥地上，然後用鋤頭、刺刀把他解決了。
為了爭取最後機會套取敵特情報，我嚴厲地審問其中一個敵特，要他立即交代問題。其間，他聽到同夥中“先行者”的慘叫後，已經全身發抖，無法言語。我光火了，狠狠地向他臉上摑了一巴掌。另一個敵特隨著也狂叫起來，亂奔亂竄摔倒地上。鄭偉靈繼續如法炮製，把另外三個敵特也照樣處死了。我雖首次看到這個血淋淋的場麵，但卻毫不動容，可見在敵我雙方殘酷的廝殺中，感情的色彩也跟著改變了。
事隔數十年後，我曾問鄭偉靈，你一生殺過多少敵人？他說：百多個啦。原來，他還曾用日本軍力殺了六個敵特，但這是反話了。
讀完這篇文章，我才感到我們過去那些描寫戰爭的小說和電影，是多麼虛偽和虛假。這篇文章的作者，許多南方的文壇朋友都認識，他到了晚年，是一個慈祥的爺爺，是一個關心下屬的領導，口碑很好。我相信他文中提到的鄭偉靈，也不會是凶神惡煞模樣，但在戰爭這種特殊的環境下，他們是真正的殺人不眨眼。但我們有理由譴責他們嗎？那個殺了一百多人的鄭偉靈，肯定是得過無數獎章的英雄，但我們能說他不“悲憫”嗎？可見，悲憫，是有條件的；悲憫，是一個極其複雜的問題，不是書生的臆想。
一味強調長篇之長，很容易招致現成的反駁，魯迅、沈從文、張愛玲、汪曾祺、契訶夫、博爾赫斯，都是現成的例子。我當然不否認上列作家都是優秀的或者是偉大的作家，但他們不是列夫·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托馬斯·曼、喬伊斯、普魯斯特那樣的作家，他們的作品裏沒有上述這些作家的煌煌巨作裏所具有的那種波瀾壯闊的浩瀚景象，這大概也是不爭的事實。
長篇越來越短，與流行有關，與印刷與包裝有關，與利益有關，與浮躁心態有關，也與那些盜版影碟有關。從苦難的生活中(這裏的苦難並不僅僅是指物質生活的貧困，而更多是一種精神的苦難)和個人性格缺陷導致的悲劇中獲得創作資源可以寫出大作品，而從盜版影碟中攫取創作資源，大概隻能寫出背離中國經驗和中國感受的也許是精致的小玩藝兒。也許會有人說，在當今這個時代，太長的小說誰人要看？其實，要看的人，再長也看；不看的人，再短也不看。長，不是影響那些優秀讀者的根本原因。當然，好是長的前提，隻有長度，就像老祖母的裹腳布一樣，當然不好；但假如是一匹繡著《清明上河圖》那樣精美圖案的錦緞，長就是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