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國務委員戴秉國超乎了設定的時間和內容。那天在中南海他的辦公室裏，我們自然主要談了利比亞撤離的事，但這位領導人留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平易近人和謙遜的風采。他坦誠地談到自己從四歲半時就跟父母去田間插秧，到學校畢業後如何到了北京，後來又在外交戰線四十餘年的大半人生經曆時說：我一直記得小時候父母常跟我說的，幹什麼事都要平常心、好好幹。也許這就是一位大國外交工作領導者能夠運籌帷幄、把握大局的內心的平衡與支撐點。
戴秉國同誌有幾句話令我記憶尤深：一個人不管擔任什麼職務，都要不斷學習。一個國家強盛了，可以自豪，但不要驕傲；可以豪邁，但不能傲慢。中華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我們一定要讓世界各國感受到我們是一個可親可敬且可以打交道的民族，當然也是一個不可隨便任人欺淩的民族。
寫《國家》，有諸多感慨：一感慨我們祖國的執政者務實為民，決策英明；二感慨我們祖國如今的強大和實力；三感慨我們國家製度的優勢與力量；四感慨我國外交長期積累的資源與外交隊伍的幹練、傑出；五感慨我們的人民可愛可敬、無私奉獻精神；六感慨整個戰役的縝密、完美和巨大成功。
“國家敘述”是我的報告文學創作主要風格。這部以《國家》為題的“國家敘述”，可以說是我一向秉承的創作風格的一次具有新的標誌性意義和堪稱“非常痛快”的敘事過程。從創作角度講，“國家敘述”需要駕馭能力、思想高度、情節細膩、敘述生動、人物豐滿、結構緊湊、景情如舞台劇或影視劇那樣精彩等內在的藝術要求，絕非是生硬、簡單、死板的高、大、全。人物和故事必須是整篇敘述作品的核心，思想和主題一定是在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扣人心弦的故事中呈現。緊湊而合理的結構則是實現“國家敘述”的高度與全局的梁柱，語言與情節顯然是依傍在這些宏梁偉柱之間的磚瓦和混凝土。
報告文學曾經是國人特別喜歡的文學形式。但這些年常聽到人們在議論它的不足，大家很糾結為什麼看不見優秀的作品。其實不是沒有，而是好作品常常被紛亂和“雜貨”淹沒了。人們反感那些冠以“報告文學”的廣告宣傳式的文章，因此容易把那類東西歸結為“報告文學”，實際上讓我們這些從事純粹性的報告文學創作者感到有點冤。我知道，每年優秀的報告文學作品（含紀實類作品）的讀者遠比小說讀者要多，影響力也大。中宣部最近一屆評選出的“五個一工程”獎中，文學圖書類30部獲獎作品中有21部是報告文學作品，在20部獲獎電影中有8部、獲獎電視劇中有六七部，都是根據報告文學（或紀實作品）改編的。這是一個很好的說明，說明當今時代的廣大讀者和觀眾非常願意看到那些真實反映生活和客觀表現曆史的非虛構作品。
《國家》是繼《三牛風波》後我今年的第二部作品。工作之餘進行創作，是件十分辛勞的事，但因為我們偉大的時代和偉大的國家有太多值得去記錄的事，所以這種“累並快樂著”的事我還要做下去，直到生命的最後……
2012年國慶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