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很少在完成一部作品之後寫“後記”一類的東西了。但在這部《國家——2011·中國外交史上的空前行動》最後收筆時，則感覺有許多東西仍然留在心底沒有告訴讀者而很不夠爽，於是便有了這個“後記”……
在古時，有“補記”之說，我的這個“後記”屬於這樣的“補記”。因為在創作正文時，有許多內容受到結構安排等因素的影響，故沒有進入其中。因而也讓我內心深存一份“欠”人情的感覺。
比如，我欠了最早找我談創作這部作品的外交部原新聞發言人、現為外交部機關黨委常務副書記章啟月的一份人情。她的知名度很高，我們對她的印象甚好：幹練、有風采、有水平，屬於那種給國家形象很增色的數量並不多的女外交官。她多次與我深入交流這部作品的創作思路及細節，並親自出麵安排諸多方麵負責人與我交流和接受采訪。
比如，我欠得比較多的還有一直參與整個采訪與審稿過程的王永參讚和鄭曦原參讚。特別是鄭曦原參讚，他基本上全程參加了我這部書的采訪與審稿過程，並且在許多方麵給予了我特別的幫助。雖然他是外交部安排協助我完成此書創作的，但由於他的專業能力和個人的良好素養，使得他很快成為了我的朋友。這樣的友誼和友情對一個作家完成一部作品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而通常有些單位是不太了解這些的。這讓我在感謝鄭曦原先生的同時，必須深懷情意地感謝外交部的這份精心安排——它使我對外交部的整體形象有了異乎尋常的好感。應該感謝的還有幫助過我的孫鵬遠等同誌。
然而需要特別說到的還有領保中心的諸多年輕外交官們，他們在利比亞大撤離中做了許多感人至深、可歌可泣的事，當然身處第一線的我駐有關國家的諸多外交官們更是如此。他們的事跡毫無疑問都應當載入史冊，而由於采訪條件的限製和篇幅關係，在此書中沒有對他們的功績給予適當的敘述，但這依舊不會影響這些人的可敬可愛形象。整個大撤離是以外交部為主體的一場特殊的超越國界的大行動，國資委、商務部、國防部、總參謀部等等單位甚至許多普通國民和外國友好人士，他們都參與其中，他們的貢獻同樣應當被傳頌和載入曆史。
我想特別提到的還有兩位領導人，一位是外長楊潔篪，另一位是國務委員戴秉國。
與楊外長的交流，可以說是見縫插針。我甚至認為采訪日理萬機、天天忙得不可開交的外長有一種負罪的愧疚——因為像我們搞寫作的，沒有哪一件可以同瞬息萬變、事事重千鈞的國家外交事務相提並論，故而我有什麼必要去打擾自己的外長呢？然而楊外長如期相約，並且與我談得頗為酣暢。之前就聽說我的這位江蘇老鄉特別喜歡蘇州評彈，而且能彈一手好琴。彈琴者都是需要超然的恬靜心境和非凡技藝的。我曾問楊外長的業餘愛好與他得心應手的外交工作是否有某種默契，他笑而未答，但他有些話令我印象深刻。他說，外交工作就是要牢記國家利益至上，處理任何複雜的外交事務，其基本原則是怎麼對自己的國家有利，同時又能實現合作共贏。同時他又強調，必須在做事之前有預斷，遇事一定要立體思維，講究節奏感。外交雖然重視結果，但其過程特別重要，過程恰恰是一個國家的外交思想、外交藝術和外交戰術的具體體現。做事的標準和結果是必須對得起自己的國家和人民。同時他特別指出，大國要有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