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在很多人的印象裏，您是一位兒童文學作家、一位詩人，但其實您的創作形式非常多樣，您還是報告文學作家、小說家、電視劇編劇，在各個方麵，您都成就不凡。是什麼使得您能輕鬆自如地在各種文學體裁間進出自如呢？
柯岩：這是因為生活。生活是創作的源泉這句老話可能很多人聽著都沒感覺了，但它永遠是我的創作信念。我們的生活是如此豐富多彩，有這麼多錯綜複雜的矛盾需要解決，有這麼多是非美醜需要明辨，它們常常猛烈地撞擊我的心靈，使我忍不住要哭要笑，要歌要唱，要呼喚，要呐喊，使我不能自已地要拿起筆來，投入到生活的激流中去。這時，我發現，單單使用一種文學樣式寫作，就會讓許許多多生活素材和感情積累白白浪費掉。生活多樣化，反映生活的手段也應多樣化。我嚐試著從文學的各種樣式中吸取長處，讓它們相互作用並進行變化，這是非常有趣的工作。這樣我就可以在各種變化中表現自己的特點。我的作品也許還不成熟，但它決不會和別人的作品混同或相似。
記者：《CA俱樂部》與您的一段刻骨銘心的生活經曆有關。
柯岩：一九八一年，我身體不適，懷疑是癌，住到醫院裏癌病區一年。這一年來，我在死神的門口徘徊，接觸到了很多生離與死別、痛苦與折磨。世界在這兒濃縮了。也許死亡畢竟是最後裁決，一切人在這兒都洗盡鉛華，扯去了紗幕，呈現出赤裸裸的靈魂。一切人的本性在這裏都纖塵俱顯，須眉畢露，進行著淋漓盡致的表演。我因此能進一步地透視人生，有許多故事要向人們講述。當時我寫了報告文學《癌症≠死亡》，這篇作品在癌症患者中曾引起極大反響，他們給我的反饋一直不斷。這些年來，我也了解了更豐富的治療故事，並接受了新的醫學理念。所以我想采取另外一種形式，重新編織這些故事，能夠讓更多的人接受它，通過癌症患者的經曆感受到精神的力量和生命的美好。
記者：在國內，反映病人世界的文學作品不多，在那些有限的作品裏，多數幾乎都不能從肉體痛苦及由之引發的精神痛苦裏超脫出來，更多的是停留在對病人的同情和對因病人而折射出的社會病的譏諷。然而在您的小說裏，痛苦或者憤恨恰恰是您要超越和否定的東西，您作品中的許多人物一生經曆多種磨難，最後又遭罹肉體苦難，他們最初往往也痛不欲生、悲觀絕望，但最後往往奮起抗爭，走出精神痛苦，從“心靈的升華走向肉體的更生”，走出了生命的沼澤。
柯岩：我所接觸的實際生活就是這樣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一個寒風凜冽的早晨，北京紫竹院公園八一湖畔，被“癌友”譽為“癌總理”的原北京某中學老師孫雲彩，把兩百多位癌症患者組成八路縱隊，頭部、肺部、胃部、腎部等八個“癌部長”舉著自己的部標，像要出征的抗癌大軍，齊唱出“癌司令”高文彬寫的《抗癌歌》：“得了癌症莫悲戚，精神振作是第一……”，成立了中國大地上第一個癌症患者群體抗癌組織——八一湖抗癌樂園。那些癌症患者聚在一起，相互鼓勵，從痛苦中走出來，精心營造了自己的溫馨之家。他們對癌症由消極等待變為積極抗爭，由被動接受治療變成主動參與治療，由孤軍奮戰變為群體抗癌，由單一的生物治療變為社會的、心理的、生物的綜合治療。他們不但透悟了自己的肉體，而且更加理解了人生。我寫的就是這一群將無邊的苦難以樂觀奔放的心態、黑色幽默式的自嘲與坦誠、冷峻而堅定的生活觀念結合起來的生活的勇士。我平等地走到他們中間，與他們傾心交流，理解他們，欽佩他們，因此要努力向世人張揚他們的精神境界。
記者：您的所有作品有一個一貫的主題，那就是對愛的歌頌，對生活強者的歌頌。在《CA俱樂部》中，那些堅強的癌症患者，其實也是您“愛心哲學”和“強者哲學”的又一次強烈體現，散發著耀眼的人道主義光輝。
柯岩：我以前曾說過，“因為生活中有太多的風雨，我從來害怕哭兮兮、軟塌塌的人物，而喜歡強者”，自覺地將自己的筆作為一份助力，去激發並且高揚起人們改造自我與世界的偉力，這是我希望的愛心。我筆下人物的生活道路不同，個性特征也迥然有別，但是又有著一個共同的性格主調，那就是自尊、自強和自立，在與命運的搏鬥中，在推動曆史進步的事業中，在為他人和社會的無私奉獻中，力爭將自身的大智大勇發揮到極致，並且在這個過程中贏得自身的價值和尊嚴。
現在我筆下的生活勇者又有了這些抗癌勇士。在抗癌樂園裏，沒有歧視，沒有悲觀絕望的肅殺氣氛，也沒有功利和金錢交易，而是洋溢著關愛、親情、友情、仁慈與堅強的氛圍。抗癌樂園裏，癌友們欣賞自己、鼓勵自己，從科學的醫學觀、人生觀出發，以免疫學、心理學為依托，通過體育鍛煉、情感宣泄（這被稱做“話療”）、審美愉悅等多方麵，進行全方位的抗癌。大家親如兄弟姐妹，為成員的一點點成功而歡呼，為每一個患者過“一歲”、“五歲”、“十歲”生日，一些被判死刑的患者，甚至過上了“二十歲”生日，創造了人間奇跡。癌友們在自己的家園裏得到了心靈與肉體的雙重治療，雙重修複，以“帶癌生存”的方式像正常人一樣快樂地生活。今年，我和北京抗癌樂園生命綠洲藝術團還到北京市未成年管教所慰問幹警、幫教失足少年，抗癌明星們熱愛生活、頑強拚搏的精神感染著在場的每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