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轟炸也撲滅了他心中對這次中國之行所抱的最後一絲熱情。他成為“破酒吧”的常客，那裏有一大批聯係緊密的西方記者聚會，包括美國作家阿格尼斯·史沫特萊和愛德加·斯諾，他們在那裏大喝杜鬆子酒和廉價的威士忌。“我們原來的看法似乎都消失了，我們對物質世界的一切不再抱任何希望，”史沫特萊回憶說，“沒有人知道是否還有明天。我們都像一條船上的過客，我們在狂風暴雨的海上漂浮，我們剛剛找回一點人性……在戰爭的嚴酷氣氛裏，哪怕詩、歌曲和機智也在我們中間流行起來，一道魔術般的光芒在我們的友誼之上閃爍。”
7月初，卡帕終於脫離了“破酒吧”裏進行的馬拉鬆式雙骰子遊戲，前往拍攝黃河泛濫的情景，這次黃河決口是人為的，目的是要阻擋日軍進攻。大堤決口造成驚人的效果，但日軍的進攻僅僅停頓了幾個星期，然而，數百萬中國人卻因此而無家可歸。卡帕的照片顯示滿身汙泥的中國農民正拚命朝幹爽的陸上爬行，他們的家園被混濁的泥漿圍住了。卡帕於4日回到漢口，到漢口幾小時後就與伊文斯和費恩豪特一起參加了蔣介石的最高軍事委員會召開的一次會議。這樣的會議以前從來不向媒體開放的，結果，卡帕拍攝的“蔣介石”的相片在世界各地轉載。
7月19日，日本人第一次故意朝漢口的平民區開火。卡帕在正午的烈日下四處奔走，看著滿目荒涼的情景，烈火包圍了整座城市。在某些地方，滾滾熱浪讓一些人麵目浮腫。空氣彌漫著灰燼的氣息。成片的家園現在變成了餘燼未滅的骨架。
8月初，中午的氣溫仍然在華氏100度以上，伊文斯和費恩豪特前往紐約。不久之後，卡帕遇到中美關係中相當重要的一位人物，即“醋人喬”史迪威，他是美國派往中國的軍事指揮官。史迪威的諢名完全是正當名份的，在針對中國人的種種假定上麵，人人都知道他喜歡挖苦諷刺，是典型的西方式天真浪漫。卡帕在南昌郊外的一個軍營裏遇到他。南昌離漢口約150英裏，美國和其他地方的一些指揮官希望評估一下敵對雙方的相對實力。對史迪威和卡帕雙方來說，情形都是相當糟糕的：日本人離漢口本身隻需要幾天的時間了。
9月7日早晨，史迪威和其他一批來自英國和法國的軍事官員準備到前線去，卡帕跟他們一起去。史迪威在他的日記裏寫道，卡帕“是相當勇敢的一個小夥子”。另有一處記著：“晚上出發，路很難走，警衛隊也走錯了路。畜力馱運，苦力，精疲力竭的人蜷起身體等死……日本飛機在200英尺的空中用機關槍掃射……熱得跟地獄似的。”
在巴黎，吉約吉·馬爾科斯和蘇茜·馬奎看到了卡帕寄來的照片。馬奎知道，隻有照片繼續寄來的時候，才知道他並沒有死掉。馬奎猜想，他希望讓全世界看到讓他失去了格爾達的那種恐怖情景。那些圖片是他看到的最讓人寢食難安的一種：“兒童的肚子鼓脹著；躺在血汙中的孕婦；在日本士兵的監督下為自己挖掘墳墓的中國人；日本士兵拿中國活人當作練刺刀的靶子。”卡帕是在那裏搜尋死亡，他總結說，但是，他並沒有找到：“至少目前還沒有找到。”
卡帕跟其他一些記者一起等在酷熱難擋的漢口，目擊這座城市的淪陷，他們稱自己是“最後的挖溝人”。這期間，他自問，當一名自由投稿攝影人是否意味著他將以此方式度過自己的餘生。在一封致共產黨友人彼德·柯斯特的信中，他談起了組成一個由年輕攝影師構成的通訊社的想法，這樣就可以掌握他們自己的工作。柯斯特是他原來在戴弗特工作的時候認識的。
9月底，由於漢口尚且沒有陷落，他就離開漢口前往巴黎去了。永久性地離開中國的前幾天，他第一次利用柯達35毫米膠卷拍攝到了後來第一次以彩色刊出的照片。《生活》雜誌10月17日一期用兩個頁麵登載他拍攝的另一次漢口空襲後的慘景。圖片文字是：“作為中國撤退政府的首府漢口，其貧民窟裏火焰萬丈，日軍飛機轟炸後，到處都是滾滾濃煙……一名穿藍襯衫的女苦力一臉滄桑，無望地守護著家中的雜物，而正午的漢口正在熾熱的空氣中燃燒。”
1938年10月25日，漢口終於落入日本人之手。在那之前，卡帕已經回到西班牙，在那裏報道他職業生涯裏最痛心的故事：共和黨人最後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