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承接上年的低迷氣氛，逐級盤下，呈一路陰跌走勢，股市極度萎靡不振，在此情況下，5月17日管理層做出暫停國債期貨交易的決定，由此導致三天飆漲行情。而過度的暴漲也是政策所不願意看到的，於是，三天後一紙重開新股發行的消息，立即將剛剛漲上去的股市又打壓了下來。沒有政策的預期性，而單純跟著政策跑的股民，大多在那三天的暴漲中套牢。
1996年，由於我國治理整頓目標已經實現，國家開始實施寬鬆的貨幣政策，包括兩次調低利率，停辦新的保值儲蓄業務等。隨著資金大量流入股市，滬深兩地股市終於一路斬關奪隘，向上衝刺。國慶節過後，滬深大盤股指全線飄紅，一漲再漲，各類股票的價格更是雞犬升天。股市出現了極度狂熱的現象，許多股民隨著瘋漲的股價，狂呼著“不怕套，套不怕，怕不套！”的口號，押上自己所能籌集到的所有資產，拚命追漲。各證券營業部內萬頭攢動，眾人都在一個勁兒地“買進！買進！買進！”，大有一種“上午不買，下午便賺不到錢”的陣勢。整個市場熱浪滾滾，牛氣逼人。老股民重操舊業，輕車熟路；新股民膽大氣壯，一擲萬金。所有的資金都往股市裏投，所有的精力都往股市裏用。下崗職工認為擺脫困境的機會來了，機關幹部認為致富奔“大康”的途徑有了。於是，每天有上十萬人進入股市，每天有幾億元幾十億元的資金投向股市。尤其是在一些莊家的炒作下，幾乎所有的股票都不正常地暴漲，股價猶如斷線風箏紛紛隨風飄揚。漲幅達5倍以上的股票達百種之多，吉林化工一周內上漲528％，東北電一天的升幅達150％。莊家炒股愈炒愈瘋，根本不問業績如何，走勢怎樣，市場內投機氣焰已昭然若揭。
麵對股市的這種超乎尋常的火爆現象，有眼光的投資者便會預期政府一定會采取抑製性政策進行調控，此時果斷撤離市場是最為明智的作法。但是，絕大多數投資者沒有作此考慮，在他們眼裏，股市今天漲了明天還會漲，明天漲了後天還會漲，永遠沒有盡頭似的，殊不知這樣非理性的暴漲是任何證券市場都不可能容忍的。果然，從10月開始，證券監管部門采取了一係列調控措施，連續頒發了被稱為“十二道金牌”的一係列規定，《人民日報》發表了措辭嚴厲的特約評論員文章，國家計委和國務院證券委公布了1996年股票發行規模為100億元，相當於1995年的兩倍，同時滬深兩市實行漲跌停板製度。在這一係列組合拳似的政府幹預下，滬深股市雙雙暴跌。12月16日開盤後，4分鍾內，滬市281隻股票，除去4隻例行停牌外，其餘277隻股票全部跌停，上證指數狂瀉110點，與深市一道雙雙收於跌停板。追高殺入的股民無一幸免，全部套牢，根本沒有機會逃脫。
1997年，股市恢複元氣後再次瘋漲，許多股民又再次狂熱。為此，管理部門從4月份開始，采取了約十來項實質性措施，使狂奔的中國股市終於停頓下來。而又有許多在股市狂漲時入市的投資者被深度套牢。
1999年5·19行情以來的情況，無疑是投資者都比較熟悉的了。在此我們不再贅述。
分析中國股市漲漲跌跌的曆史，無一不顯示，隻要市場偏離正常的走勢，無一不引起政策的調控。這也說明，暴漲不是管理層所希望的，暴跌也不是管理者所願意看到的。理解了這一點，我們就能夠根據市場走勢比較準確地預期即將出台的政策，從而搶在抑製性政策出台前出貨，在鼓勵性政策出台前進貨。
顯然，在基本政策方向既定的情況下，股市具體政策是根據股市運行狀況進行變動和調節的，因此，在我國的股市中有著明顯的政策頂、政策底和政策箱的現象。每一對政策頂和政策底，構成了一定時期的政策箱。事實說明，我國的股市不僅是一個政策市，股市的漲跌均要受到政策的影響，而且長期以來，我國的股市一直都是在政策箱中運行的。
中央財經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所所長賀強對此做了比較詳盡的分析。據他研究，從1993年初至1996年初，是宏觀政策不斷從緊的階段，政策箱體現出以下特點：其一，股市政策箱的頂點不斷降低，第一個政策箱的頂點為1558點(上證指數，下同)；第二個政策箱的頂點為1044點；第三個政策箱的頂點為927點。其二，政策箱的底點情況不同，第一個政策箱的底點為325點，第二個政策箱的底點為584點，第三個政策箱的底點為512點。其中第一個政策箱的底點是在股市對宏觀政策從緊做出過度反映，債市擠壓股市的特殊條件下形成的，是個特例，實際上早在1994年3月，股市跌至600多點時，就出現了“四不”政策救市的情況。在1994年5月，股市跌至500多點時，又明顯地出現資金托市的情況。在這一階段，政策底就已逐步形成。以上特點說明在整個治理整頓期間，由於宏觀政策的收緊，股市政策箱的頂點不斷下降，政策箱的間距不斷縮小。政策箱的這種變動，不僅使股指不斷滑落，而且使股市波動的範圍不斷減小，這種政策箱變動的態勢，導致股市持續的下跌與低迷。
從1996年初至今，是宏觀政策不斷放鬆的階段，政策箱則體現出以下特點：
1.政策箱的頂點不斷升高，第四個政策箱的頂點為1250點，第五個政策箱的頂點為1510點，而第六個政策箱的頂點為2245點。
2.政策箱的底點也不斷抬高，第四個政策箱的底點為867點，第五個政策箱的底點為1047點，實際上，從1997年7月至1999年5月，股市有五次急跌至1000點附近，例如，1997年7月股市跌至1066點；1997年9月股市跌至1025點；1998年8月股市跌至1043點；1999年4月股市跌至1087點；1999年5月股市跌至1047點。但是每一次即將跌破1000點的關口時，均被政策的力量將股指拉回來，說明在宏觀政策不斷放鬆時期，政策箱的底部基本在1000點大關一線。而第六個政策箱的底部，是否能從千點大關繼續升高，還需要進一步的實踐與研究。不過從1999年5月之後股市的大幅上漲趨勢上看，第六個政策箱的底部應當有較大幅度的提高。
3.政策箱的空間點位也不斷擴大，第四個政策箱的空間點位為383點；第五個政策箱的空間點位為463點。從第六個政策箱從頂點2245點一直下跌到1339點，空間點位達906點。可見空間點位是不斷擴大的。
以上特點說明，在刺激經濟發展、宏觀政策不斷放鬆的階段，政策箱的箱頂與箱底均逐步抬高，政策箱的空間不斷擴大。政策箱的這種變動，不僅使股指大幅上揚，而且使股市波動的範圍不斷增大，這種調控股市的政策箱的變動情況，導致股市連續的上漲和股市的活躍。
在研究政策箱變動時，我們再一次發現，每當股市炒得過高、過熱，即政策箱頂部出現時，均伴隨著管理層推出的清查資金、查處違規、銀行資金撤離股市等抑製性政策出台，股市隨之應聲下挫。而每當股市跌得過深、過於低迷時，均伴隨著管理層的救市政策和托市政策，這些救市政策或托市政策均帶有一定的突然性，往往是突然出台。每當這些鼓勵性政策一推出，均導致股市的迅速暴漲。需要注意的是，無論是抑製性政策還是救市與托市政策，均不是管理層的主觀隨意行為，而是管理層對當時股市運行情況作出的反應，這一點恰恰證明了股市周期對政策周期的反作用。
由此可見，分析市場形勢，可以比較準確地預期即將出台的政策，尤其是在股市大跌或者大漲的時候，往往正是政策出麵進行調控的時機。因此，投資者應該時刻關注市場走勢，當股指運行到高位，達到政策頂部時，應該預期會有抑製性政策出台，及時撤離是明智的做法；而當股指運行到低位，接近政策底部時，應該預期會有鼓勵性政策出台，果斷建倉是最佳的選擇。
(四)根據公眾輿論進行預期
許多投資者都比較關注管理部門領導在各種場合上的講話，從中揣摸政府的意圖。比如證監會關於加強市場監管的講話，央行行長關於利率還有下降空間的言論，財政部長關於國有股減持問題的意見等。確實，他們的這些言論在很大程度上都帶有一定的傾向性，代表著政府的意見，有的還有在某項政策出台前提前打招呼的性質，以減少政策突然出台造成過於激烈的市場動蕩。因此，投資者密切關注管理層領導的各種言論，對於政策的研判非常重要。
但是，被許多投資者忽視的是，公眾輿論也有影響政策和反映政策的作用。作為管理部門，當他們出台某項政策時，必然要考慮各個方麵的意見，尤其是一些經濟學家的合理建議。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有的公眾輿論部分或者全部的被政策采納，有的公眾輿論還直接導致某項政策的出台，或者調整與變更。因此，注意搜集公眾輿論，並對其合理性與可行性進行分析，以此判斷政府采納的可能性，從而做出相應的決策，也是預期政策、判斷大勢的一個重要方法。
中國的B股市場隻比A股市場遲建兩三年，但B股市場卻不但沒有像A股市場那樣發展壯大起來，反而陷入了交投清淡、融資困難的尷尬境地。麵對這一狀況，許多有識之士都提出了許多搞活B股市場的建議，其中B股市場向境內投資者開放的觀點占據主流。早在1994年，蕭灼基先生就提出“可以向國內居民開放B股市場”。他認為，沒有開放的B股市場，已失去了籌資和融資的功能。另外還有許多證券界人士都提出了類似的觀點。如果詳細分析，我們就可以發現，B股市場向境內投資者開放既是極其必要的，又是非常可行的。如果我們對此有充分的信心，提前介入B股市場，則在2001年2月19日中國證監會正式出台B股市場向境內投資者開放的政策後，就可以大獲其利。事實上，在B股市場未有開放之前，就有許多眼光獨特者提前介入了B股市場，成為B股市場最大的贏家。而等政策正式出台再進入B股市場的投資者，明顯就慢了一拍，有的不僅沒有賺到錢，反而被高位套位，至今沒有解套。
2001年初，經濟學家吳敬鏈提出一個振聾發聵的觀點，那就是當前中國股市投機性太強，像一個“大賭場”。此論一出，全國震驚，讚同者有之，反對者有之。但不管是讚同者還是反對者，都承認我國股市確實存在上市公司弄虛作假、莊家做莊操縱股市的現象。隨後爆出銀廣夏、東方電子等上市公司弄虛作假的醜聞，出現中科創業、億安科技等莊股大幅跳水的現象，都說明我國股市確實存在著嚴重的弄虛作假、投機取巧的問題，如不及時解決，將嚴重威脅股市的健康發展。有鑒於此，許多投資者根據這些普遍的公眾輿論，預期管理部門將加大監管力度，打擊違規現象，抑製股市泡沫。在此政策下，股市出現調整便在所難免。後來的事實證明了他們的預期是多麼的正確。及時撤離者保持了勝利果實，置市場形勢與公眾輿論不顧的投資者，則損失慘重。
2001年6月12日國有股減持方案推出後，受到市場的極大反感，許多經濟學家都認為這種方案不符合現實，有害於市場。接受公眾的意見，10月22日，中國證監會果斷叫停國有股減持，次日股市便出現暴漲。重視公眾輿論，預期將會停止國有股減持的投資者可以抄底獲利，而有的投資者在股市暴跌時還去割肉斬倉，無疑是血本無歸。
我國證券交易的稅率和傭金過高，也是公眾輿論的焦點，許多經濟學家根據與國外證券市場的比較，都一致認為我國股市有大幅降低印花稅和交易傭金的必要，也有這種可能。果然，2001年11月我國正式宣布降低印花稅，2002年5月1日降低傭金。
由上可見，對於有關股市的公眾輿論，我們也要密切關注，認真分析，估計其合理性和可行性，預期政策采納的可能性，據此做出相應的決策。
(五)根據成熟股市的經驗進行預期
我國股市發展至今不過10年多時間，與西方曆經百年以上的成熟股市相比，我國的股市政策還很不完善。汲取國外成熟股市的經驗，以構建中國股市的政策體係，便成為管理部門最為現實的選擇。因此，根據成熟股市的政策體係預期中國股市政策完善的方向，也是投資者進行政策預期分析的一個途徑。
也許有投資者認為，股市政策體係主要集中在股市基本政策與宏觀政策上，股市的反應沒有對股市具體政策那樣敏感。事實確實如此。但是，股市具體政策是在基本政策確定的前提下發揮作用的，我們掌握了基本政策體係的完善方向，就有利於我們把握股市具體政策的基本思路與基本格局。如國有股和法人股流通政策、擴大資金供應的政策、信息披露政策、連續虧損公司退市政策、投資者向弄虛作假公司索賠的政策等等，無一不是在這些基本的政策框架內運行的。比較國外成熟股市的作法，我們就可以預期管理部門有可能采取的政策，有可能完善的政策，有可能調整的政策。比如我們預期政府將實行打擊市場操縱行為的政策，我們就不會受莊家炒作的誘惑，而堅持理性投資；如果我們預期政府將大力提高上市公司質量，實行退市製度，我們就不會去非理性的哄搶虧損公司股票；如果我們預期政府將有效擴大股市資金總量，大力培育機構投資者，我們就不會對新股發行過於恐慌，而對市場穩步發展充滿信心。
總之，綜合各個方麵的因素，我們可以對政府有可能出台的政策進行預期判斷，從而提前把握大勢，確定正確的操作策略。這比單純的追隨政策更有意義，也更有盈利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