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六年是省、市、縣黨委換屆年，將對今後我們政治和經濟生活有著深遠和重大的影響，也就很自然地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其中，什麼樣的人將走向前台，在換屆中如何防止新一輪腐敗的發生，更是熱門話題。這幾天，也看了一些相關的文章和資料，許多有見解、有深度的文章使我輩佩服，但也有些觀點使人不得不說幾句。
有篇“學者”的文章樂觀地稱，“對期望深人反腐敗的人來說，換屆是個最好不過的時機了”。並要紀檢和司法部門做好充分的準備，因為“貪官開始進人受審高峰期”。與此同時，也看了一位網友的文章，說巴西有個醫生叫什麼馬丁斯的舉十年之功追蹤隨訪“相當多”的貪官後，發現了一個令我輩要狂歡的真理：貪官不長壽！並舉例和珅隻活了六十多歲的短命，來佐證“貪官短命”的正確性。
這就對了。我們先利用這次大範圍的換屆，來個“翻江倒海”“甕中捉鱉”，再申請“閻王令”讓其“短命”，就能世界大同，朗朗乾坤了。哈哈，豈不美哉！
但我輩又不得不杞人憂天一番了。
這次換屆，與其說是實質性的“換人”，還不如說是“程序”的換屆，因為到每五年一個任期的“屆末”，就得換了。那麼換屆的“點”在哪兒呢？首先是穩定地進行不能以換屆影響正常的工作，更不能“等待”換屆；其二，什麼樣的人能走到權力的核心，也就是說，用什麼樣人的標準來實現新舊交替，這是個根本；第三，如何預防和製止利用換屆掀起新一輪的“跑”“賣”官位和提前的“突擊腐敗”，這是我們更為關注的一個問題。
怎麼實現良性的換屆，已經有許多的真知灼見了。但就換屆對反腐敗的“推動”作用再想胡言一二。
不管“學者”認識問題的層麵有多高，但現實揭示的本質更為突出。多少年前，咱老百姓就有“鼠論”，剛喂飽了一群耗子，又來了一批餓鼠！就是“鼠論”的核心。且不說有多少的偏激和狹隘在裏邊，但就表現出的一種現象和反映的一種心聲就該使我們震驚。
如果經常性的監督製約機製缺失，如果任前、任期和任終的審計不能到位，如果領導選拔任用機製不能夠實現大的轉變，如果連副市長十年八情婦的“典範”之舉都和組織、紀檢部門的“業務”無關的話，怎麼就能夠善良地相信換屆對反腐敗的促進呢？是自首？但看多少的貪官抱著“寧殺我一人，也要幸福一家人”的“寧死不屈”的精神，你就知道“自首”是何物了。那麼是查出來的？單不說查的力度和難度，但從反腐敗的本質來講，我們要的是“不腐”，而非“反”了多少的成績，我們就一直要的是“亡羊補牢”嗎？
其實，換屆隻是政治生活的一件程序化工作，我們不必把它拔高到“反腐敗”的高度來認識，更不必把它和反腐敗的“最好不過的時機”來聯係。我們希望反腐敗的經常化和製度化，以及相當的力度，而不是什麼“專項行動”。
那麼，換屆起不到想象的作用，我們就要申請“閻王令”了嗎？我不知道和珅的骨頭還在否，也不知道通過DNA是否能鑒定出和珅是不是因為負罪感、內疚感和畏懼感而死的，更不知道那位馬丁斯醫生是不是也“不遠萬裏，來到中國”，對現在和曆史的貪官“追蹤隨訪過”。但是，即使是在承認馬醫生發現正確的前提下，我還不得不說馬醫生所“跟蹤隨訪”的都是已經被發現的“階下囚”，而非正在或準備腐敗的“路上人”。這就有個問題了，那麼多的調査對象裏，到底有多少是沒有了以前的錦衣玉食和燈紅酒綠而“不適應”“不習慣”而死的，又有多少是因害怕、緊張、焦慮導致紊亂而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