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件事是國民黨行政院長孫科，未經李宗仁同意就於2月7日把行政院遷往廣州，孫本人也跟著去廣州，李宗仁認定孫科此舉，必得蔣介石幕後支持，甚為憤慨。李宗仁感到他處境孤立，想求助於社會賢達，這也是他讚成甘介侯搞和平代表團去北平的原因之一。甘介侯原想借此撈取政治資本，想不到就在“代表團”準備啟程的前幾天，新華社從北平廣播出一則電訊，聲明人民的北平，絕不允許帝國主義的走狗甘介侯插足（大意如此），這無異給甘介侯當頭一棒。李宗仁無奈，隻好要黃替代甘介侯，陪同顏、章、邵、江等四位老先生去北平。黃對李說，如果隻是以“上海和平代表團”作了幌子。此去實在沒有多大意思，敬請他考慮另派別人，不必要他去。李說他準備要黃帶些口信給葉劍英，而且要黃去了之後就留在北平擔任聯絡工作。於是黃接受了李交代的任務後到上海去準備行程。
上海和平代表團一行定於2月23日從上海起飛去北平。起飛前兩天，李宗仁來到上海，除分訪顏惠慶、章士釗、邵力子、江庸諸人外，並和黃啟漢在霞飛路（即現在的淮海中路）1105號談話。他要黃帶給毛澤東一封信，並要黃口頭向葉劍英或其他中共領導人轉達以下6點意思：
（1）希望能實現全麵和平，倘有局部人反對，再合力以政治軍事力量對付之；（2）和談以毛澤東提出的8項原則為基礎，但戰犯問題之處理，最好留待新政府成立之後；（3）絕不期望以外援進行內戰，隻要答應進行和談，可作公開聲明；（4）希望能及早派定代表，開始商討和平方案；（5）對蔣介石本人，如認為他留在國內於和談有礙，可提出使之出國；（6）對國際關係，希望中國美蘇美友好關係的橋梁，不希望依附一國反對另一國，美蘇兩國的友誼，均須爭取。
李宗仁要黃把這幾條意見用筆記下來，再三囑咐務必轉達勿誤。李還要他的機要科編了一本專用電報密碼給黃，並把設在他“官邸”的電台呼號抄來，要黃向中共方麵提出，允許黃在北平設立一個電台作為和他通訊之用。
2月13日上午10時許，黃隨同“上海和平代表團”從龍華機場起飛。飛機上除顏惠慶、章士釗、江庸、邵力子4位老人和黃以外，還有負責聯係南北通航的金山以及4位老人的秘書潘伯膺、張豐胄等人；劉仲華的愛人及3個兒女和黃啟漢和愛人李素平也同行。當天飛機到青島，住了一夜。14日到北平，在六國飯店住下。當晚，葉劍英單獨接見黃啟漢。黃把李宗仁寫給毛澤東的信請他轉交，並把李對黃講的話以及他這次組織“上海和平代表團”來的內幕，向他作了彙報，至於李給毛澤東的信的內容，主要是表白他要求早日和談，實現和平的願望，並介紹4位老人前來請教等語。
第二天，葉劍英到六國飯店來會見“上海和平代表團”的4位老人，對他們此來表示歡迎，並和他們進行了友好的談話。下午，葉劍英（當時是北平軍事管製委員會主任委員兼北平市長）設宴招待4位老人以及和他們同機來的人員。出席宴會的還有董必武和羅榮桓、聶榮臻、薄一波等人；傅作義、鄧寶珊也被邀參加。此後，葉劍英分別和顏惠慶、章士釗、邵力子、江庸4位老人個別談話。
20日，中共北平市委在北京飯店舉行盛大宴會，出席大會的有黨政軍負責人、工農兵代表、知識分子和愛國民主人士共400餘人。“上海和平代表團”全體人員也被邀參加。會上，葉劍英作了重要講話，大意是說，和平、民主、統一建設新中國，這是一種天津方式，就是以人民的武裝力量，粉碎負隅頑抗的反動軍隊，掃除和平民主統一的障礙，在這方麵，中國人民解放軍完全具有足夠的力量可以勝任。另一種是北平方式，就是通過談判，和平解決問題。葉劍英指出，從我們的願望來說，希望用北平方式，可以減少人民的損失，但這取決於國民黨是否以民族利益為重，以人民利益為重，改弘易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傅作義將軍能做到的事，別人也應該能做得到。
散會前，葉劍英告訴黃啟漢，毛澤東準備到石家莊接見4位老人，他希望黃和劉仲華兩個人當中，有一個人陪他們一塊去。黃當即推讓劉仲華去。次日，4位老人搭從上海坐來的中國航空公司的專機到了西柏坡，晉見毛澤東和周恩來。他們回來後，都表現十分愉快，章士釗對黃說，他一生見過許多大人物，他覺得毛澤東是令他最佩服的一個領袖。他又說，此行所得的一個總的印象是和平的障礙在南方，不在北方。
3.5李宗仁派黃啟漢駐平聯絡
27日“上海和平代表團”乘原專機返回南京。黃啟漢遵照李宗仁的旨意，留在北平繼續擔任聯絡工作，住在六國飯店。劉仲華隨代表團回去，向李宗仁彙報。黃寫了一封信請他帶回去給李宗仁，信裏主要是談個人對和談的看法。黃在信中指出，和談成敗之關鍵有三：第一，和談出發點必須純粹是為了人民，不容夾雜半點私點，堅定這一出發點，和談便易進行；第二，和談的動機與目的必須是光明正大，是為了要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之新中國；第三，和談的手段，必須是“備和言和”，而不是“備戰言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