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梁南北橋麵之東，兩端各臥一隻石獅，造型生動，為宋雕珍品；橋東月台上，有鐵鑄獅子一對，神態勇猛，鑄於北宋政和八年(十一月改重和，1118)。池之四岸，青石疊砌整齊。聖母殿的南麵，有一座老泉亭，八角攢尖頂，亭以泉名。此亭可能始建於北齊天保年間(550-559)，唐宋時，此泉水仍然晶瑩透明，常年水溫保持在攝氏十七度，能灌溉附近數萬畝稻田，北宋詩人範仲淹有詩句說：“千家灌禾稻，滿目江鄉田。皆如晉祠下，生民無旱年。”四、官衙院落宋代官衙建築，大體分為中央朝廷、州府及縣衙三個層次，建築的規模範圍或是裝飾的精美多有等級的差異，一般不能超越。三省六部，是朝廷的首腦機關，辦公建築是個大院落，內套小院的大型官署建築群。宰相、樞密使辦公議事在政事堂，或稱都堂。宋代以門下、中書、尚書三省共同奉行朝廷政事。中書擬定，門下進劃、尚書奉行，三者分工明確，南宋時常有並合，把中書、門下合為一，三省之官長，均為宰相。三省辦公是在皇宮中，稱為都堂或政事堂。尚書省內中設都堂、左右司、左右丞、郎中、員外郎廳。元豐年間，官製改革後，中書門下、樞密院、學士院，仍在禁中；規模極雄麗，其照壁屏下，悉用重布，不用紙糊。而尚書省從大內中遷出，在宮外新建。雖在禁外，“其規模區處，詳密曲折，皆出旨裁定，壯麗雄盛，近世未有也”。《南宋館閣錄》詳細記錄了南宋中央官署之一秘書省的辦公院落的建築規模，甚為可貴。
紹興二年(1132)的秘書省，暫時以宋氏宅改造而成，規模較小：省中廳三間、廳後主廊一間、堂五間，廳堂兩旁為長官宿舍；其南屋三間，為圖書所藏之地；東廊前為倉史堂；兩廊前為吏舍、裝裱畫書堂、廚房、廁所。東部為實錄院，儀門三間，廳三間，後主廊一間，廊後屋三間，後堂五間等。紹興十三年開始新建秘書省辦公院落，次年完工，在今杭州清河坊糯米倉巷，其規模較大，東西三十八步(約六尺為一步)、南北二百步的長方形的大院落。院落四周有圍牆、外留空地五步，以防火災。大門三間三架，朝南，兩旁築矮牆，外設。門東廊六間五架，門西廊十間五架。正中為右文殿，門三間七架，東西偏門各一間，夾屋齊四間，皆五架。官於東西偏門外下馬，東夾屋兩間為過廊，西夾屋兩間為過廊。右文殿五間，上有宋高宗題匾“右文之殿”。宋人排列時有重右輕左的習俗；右文，就是重視文的意思。右文殿後設秘閣五間，閣前有拜閣台，接右文殿。閣後為道山堂五間九架，堂前瓦涼棚五間，堂後軒一間。石渠在秘閣後，道山堂前；長五丈、廣一丈五尺，跨渠石橋一；堂東二間九架，為長官宿舍，堂西三間九架，為副長官宿舍。東廊四十二間，皆七架；西廊四十三間，皆七架。
庭後為花園。在秘書省門內之東為國史院，又是一個小院落，大門西向，一間七架；正廳向南，三間七架；廳後過廊二間，堂三間七架；堂東四間七架，堂西四間七架；廳東西四間七架；廳堂前後皆有瓦涼棚三間。東廊十四間，皆七架，西廊九間，皆七架。這個主管朝廷圖書、檔案及先朝文物的機關的大院落建築物布局，也是有中軸線，為左右對稱的格局。從大門、右文殿、秘閣(藏珍貴書籍)，到山堂庭園等而進行建造。兩旁均有對稱的配置建築與廡廊。窗以直欞窗為多，構造較為簡單，二柱之間施腰半及額，中加欞子，無主額、心柱等構件；此外還有直方格窗。圍牆大多為籬牆，做法大致有三種：一種是垂直木柵，隔一定距離加一根稍粗的柱子；第二種是竹編籬牆，作斜方格加水平及垂直線；第三種是周圍木框，中間加黃色垂直線與人字花紋，可能是席草編成的圍牆。州府衙門的建築，相當宏麗，可惜今未有建築遺址留存。據南宋《鹹淳臨安誌》記載，原鳳凰山麓的杭州府署擴建為皇宮後，臨安府衙遷至清波門北淨因寺舊址，擴為府衙，書中有一幅臨安府建築示意圖，極為珍貴。據圖所示，臨安府是個大院落，前五開間的府治大門，後為府廳大院，內也設正門，後為垂簷七開間的大廳，廳後有簡樂堂、清明平堂、清廉堂、中和堂、聽雨堂。
這些為府衙主要建築，布置在中軸線上。東邊為東廳，有恕堂、消暑堂、有美堂等；西邊安撫司僉廳、鬆檜堂、將官房、誦讀書院等。再東外麵為府內亭園花卉，再西外麵為操練教場。《鹹淳臨安誌》卷18《府治》。臨安府為首都，府衙建築與皇宮一樣，也從簡樸到宏麗，也是經過了數十年的不斷建設而成。大致說有兩部分建築。一部分建築沿用從舊府衙內的名稱，移建的廳堂，主要有中和堂、有美堂、清暑堂。中和堂，最初為五代創建吳越國的國王錢所建，初名閱禮堂，北宋至和三年(1056)知州孫沔重建，麵寬七間，更名中和堂。建炎三年(1129)，高宗車駕臨幸，禦題堂匾，改名為偉觀堂。有美堂，嘉岉二年(1057)，仁宗皇帝親自挑選梅摯為杭州知州，並賜詩，以首句“地有東南美”之語，取名“有美堂”，歐陽修為記，書法家蔡襄書，南宋重建，移名為新府衙。清暑堂，治平三年(1066)知州蔡襄所建，他親書碑文，南宋移址時重建而名。新建的廳堂有簡樂堂、清明平軒、見廉堂、恕堂、愛民堂、講易堂、竹山閣、承化堂、三桂堂、景蘇堂、鬆檜堂與香遠樓等。平江府(今蘇州市)衙，原是唐代為節度使辦公大廳，北宋嘉岉年間(1056-1063)知府重大修新廳黃堂，造材鳩工，閎敞甲諸郡。後又做子城門樓，甚偉。大廳之前、戟門之後之廊廡卑陋不相稱。
元豐六年(1083)，太守章公謀，重修廊廡，“覆以重屋，二樓對立，樓各八楹，木草必精，陶埴必良”，一年而成。經過幾次維修後，府衙規模相當壯麗，“自台門至於府庭，棟宇相副，輪焉奐焉，不陋不奢，無以加也”。府衙的主要建築有大廳黃堂，規製宏壯；東齋、西齋、坐嘯齋、齊雲樓、逍遙閣、瞻儀堂、觀德堂、木蘭堂、平易堂、西樓以及作院、公使庫、軍資庫、酒務等數十座建築，其規模大體上與臨安府不相上下。五、城鄉民居宋代官僚貴戚所造府第，大多規模宏大，超過官品級別，大官的府第、宅居與園林相結，多稱“宅園”，占地往往達數十至百餘畝地，是個大院落，是一個大型四合院式建築，規模宏麗。宋初宰相趙普，在兩京都建府第，“外門皆柴荊，不設正寢。始入門，小廳事三間。堂中位七間，左右分子舍三間；南北各七位、與堂相差。每位東西廡鑿三井。後苑亭榭，製作雄麗”據沈括記載：“丞相陳秀公(升之)治第於潤州(今江蘇鎮江)，極為宏壯，池館綿亙數百步。”北宋奸相蔡京府第中有一六鶴堂，高四丈九尺，“人行其下，望之如蟻”操辦花石綱起家的朱在蘇州，營造府第，以孫老橋東西四至數百家民居，勒令他們五天之內搬遷他處，由地方官督辦，“民嗟哭於路”
建造的府宅，宏偉壯麗，“園池擬禁”。南宋禦前禁衛軍頭領楊沂中，為官三十年，高宗極為寵信。他的府第極為宏麗：“楊和王居殿岩日，建第清湖洪福橋(今杭州浣紗路與仁和路交界處)，規製甚廣。自居其中，旁列諸子舍四，皆極宏麗。”《齊東野語》卷4《楊府水渠》。周圍又有水溝環其居，達數百丈之長。行都大臣多有異議，而宋高宗卻說諸將軍保護宋室有功，“盡以西湖賜之，曾不為過”。南宋高宗的禦醫王繼先，以醫得寵，世號“王醫師”，“權勢與秦檜相埒”，“廣造宅第，占民居數百家，都人謂之‘快樂仙宮’”。此外，鎮江、吳興、福州等也有他的住宅。
也有少數的宋代大臣府第，相當簡樸，如寇為相多年，“不營私第”；三朝宰相王旦，不置田宅，要求子孫“當各念自立”。宋真宗見他居第簡陋，欲治之，他婉言謝絕。《宋史》卷282《王旦傳》。司馬光在洛陽建的獨樂園，占地約二十畝，內有讀書堂，藏書五千卷，此外有竹齋、弄水軒、釣魚庵、藥圃、見山堂、澆花亭等建築，在大官中算是最小的宅園之一。官僚貴戚宅第，外部大門多建鳥頭門，鳥頭之名，來自投壺，據唐人上官儀《投壺經》說：“第一箭入，謂之初箭；再入，謂之鳥頭，取門雙表之儀也。”或建門屋三間，當中一間往往采用“斷砌造”(過道)，以便車馬出入。院內的建築，可分為前廳(堂)、穿廊、後寢等，開成工字形或王字形的平麵布局。接待賓客在前麵廳堂，後寢為臥室。院落四周建廊廡或廊屋，擴大了日用麵積，成為宋代四合院的新特點。
關於民居建築的規模、色彩等，是有等級性，其名稱也不同。《宋史》記載：“私居，執政、親王曰府，餘官曰宅，庶民曰家。諸道府公門得施戟，若私門則爵位窮顯經恩賜者許之。”“六品以上宅舍，許作鳥頭門。父祖舍宅有者，子孫許仍之。凡庶民家，不得施重、藻井及五色文采為飾，仍不得四鋪飛簷。庶人舍屋許五架，間一間兩廈而已。”《宋史》卷154《輿服誌六·臣庶室屋製度》。關於士庶營造居室的等級，宋代皇帝多次下有詔令，如景岉三年(1036)，仁宗下詔說：“天下士庶家，屋宇非店、樓閣臨街市，毋得為四鋪作(鬥)及鬥八(藻井)；非品官，毋得起門屋；非宮室、寺觀，毋得彩繪棟宇及間朱黑漆梁柱、窗牖，雕鏤柱礎。”《長編》卷119，景岉三年八月己酉條。
宋人王希孟《千裏江山圖》畫麵所見到的平房住宅，多為江南水鄉的建築，具有形式簡單、布置靈活的特點。畫麵的民房以三間兩椽平房住宅為多，一椽的深度多在一至一米五左右，兩椽的進深也僅三米左右。畫麵也有大型住宅，內有樓閣建築，與周圍輔助建築，構成工字形的布局，一般有一重門，也有二重。從畫麵也能看到建築技術的水平：一般房屋是在台基上立柱，台基以土為多，也有磚基；一些臨水建築的台基也有兩種做法：一種在水中砌磚基其上立柱建屋；另一種在水中立柱，建平台，基建屋如幹欄式建築。房屋的梁架多是梁柱式，未見有平；普通房屋屋頂進深二至四椽；畫中最大一座正堂為樓房，上深四椽，下層為六椽。屋頂的形式有廡殿頂(宋代稱“四阿”，即四坡頂)、歇山頂(宋代稱為“廈兩頭”，有些歇山頂四周加引簷，形如歇山頂)；瓦屋頂多疊瓦為脊，沒有走獸、獸頭等裝飾物。住宅大門有四種形式：一是最簡單的在籬笆牆中開籬門，沒有明顯門框與立柱，多用於大宅之外門；二是立二柱的衡門，柱頂架一根橫木，也有架二根；三是衡門上加兩坡屋頂，和後代影壁類似，宋時稱“獨腳門”；四是屋宇式大門，有一間兩架緣，分心用三柱，或三間兩架椽，或三四間架椽等。陸遊《居室記》說：“陸子治室於所居堂之北，其南北二十有八尺，東西十有七尺；東西北皆為窗，窗皆設簾障，視晦冥寒燠為舒卷啟閉之節。南為大門，西南為小門。
冬則析堂與室與二，而通其小門以為奧室。夏則合為一，而辟大門以受涼風。歲暮必易腐瓦，補罅隙，以避霜露之氣。”潁昌陽翟縣有位隱士杜生，人稱杜五郎，據沈括記載：“所居去縣三十餘裏，唯有屋兩間，其一間自居，一間其子居之。室之前有空地丈餘，即是籬門，杜生不出籬門凡三十年矣。”《夢溪筆談》卷9《人事》。這是隱士的住宅。第四節交通兩宋的經濟與科技日益發達，水陸交通工具日益改進，道路、橋梁建築日益完善，行旅日趨方便。一、道路與橋梁古代道路，是有不同的規格與名稱的，《周禮·地官》載，國(城)中道路，九經九緯，經塗九軌，環塗(環城之路)七軌，野塗(郊外之路)五軌。這種道路的寬度，是以通牛馬的車軌為計量：塗者容車一軌，道者容車二軌，路者容車三軌。唐宋時期的道路，也有多種，如唐代京城長安中道路，有東西大街十四條，南北大街十一條，垂直相交，形成方格網狀；道路的寬度，皇宮前的橫街寬三百步(實測為二百二十米)，實際是個廣場，丹鳳大門街寬一百二十步(實測為一百八十米)，朱雀門大街為南北主街，寬一百米(實測七十三米)，東西向的街道大約在四十至七十五米之間。
都城的大街，是為皇帝出行時舉行儀式講究排場的需要，故寬度最大，是皇權的最高標誌，稱為禦街。城中大街之外，各坊裏也有道路相通，寬度僅十五米左右；坊內小路，稱為坊曲，通往各家門前。主要道路的路麵比較堅實，有路拱以便排水，兩側挖有水溝，外種有槐樹、楊樹等作為行道樹。北宋汴京的道路已不像長安城那樣方格形，布局嚴整，而是視具體情況而略有變化。以皇宮為中心的幹道，正對各城門，形成井字形方格網，共四條：自宣德門→朱雀門→南薰門止；自州橋西→舊鄭門→新鄭門止；自州橋→舊宋門→新宋門止；自宮城東→舊封丘門→新封丘門止。這四條大路，稱為禦路，是朝廷舉行大慶儀式，專為皇帝行走的道路。因有儀仗隊前呼後擁的緣故，道路相當寬敞，其中宣德門大路最寬，據記載：
禦街，自宣德樓(城門樓)一直南出，約闊二百餘步(合今三百米左右)，西邊乃禦廊，舊許市人買賣於其間，自政和間(1111-1118)官司禁止，各安立黑漆杈子。路心又安朱漆杈子兩行，中心禦道，不得人馬行往。行人皆在廊下朱杈子之外。杈子裏有磚石砌禦溝水兩道。宣和間(1119-1125)盡植蓮荷。近岸植桃李梨杏，雜花相間，春夏之間，望之如繡。
這種路中列杈子，把禦街分成中心禦道、人行道、綠化帶、水溝等分道，更加突出了皇帝的權威，體現了道路的封建等級製特色。這條禦街在金兵入汴後有所破壞，建炎元年(1127)十月，抗金名將宗澤留守汴京期間，進行了修整至南薰門段。李心傳：《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10，建炎元年十月庚申條。一般道路，有相交成方格形，也有相交成丁字形。在裏城外、外城內，還有幾條斜街。這些道路，與唐代長安相比，狹了許多，幾乎為一半，一般寬度為十五至二十米左右。在不寬的街道兩旁，又密布店鋪和各種招牌，顯得有點熱鬧而擁擠，商業氣氛相當濃厚。臨安府城的道路宋室遷都杭州之後，因受到城市麵積的限製，道路寬度更加變狹，就是禦街，也僅十至二十米之間，一般道路僅五米至十米寬為多。道路的排列，更加不規則。臨安的禦街是貫穿杭城南北，長達十餘裏，人稱“十裏禁街”，是用數萬塊巨石板鋪成。鹹淳七年(1271)，知府潛說友奉朝廷之命修繕，調換數萬塊石板，此後人們稱讚說：“蹕道平坦，走轂結軫，若流水行地上，經塗九軌，於是為稱。”
這條禦街的寬度，史書缺載，但《馬可·波羅遊記》說有三英裏長、六十碼寬(待考)。杭城南北向道路，除禦街外，還有後市街、西大街等；東西向大路，是以禦街為中心，向兩旁通向至東西邊的城門為主。禦街東邊有通候潮門、新開門、崇新門三條路，禦街西邊有通至湧金門、清波門、錢塘門、武林門等四條大路。由此可見，杭州城道路布局又異於汴京，以貫穿南北的禦街為核心，縱橫交錯，如“魚骨”形的布局，四通八達。宋代兩都的街道，是由朝廷專設“街道司”主管，負責維修、灑水、綠化和防止侵街等工作。“街道司，掌轄治道路人兵”《宋史》卷165《職官誌·都水監》。，隸屬於都水監，是北宋嘉岉二年(1057)設置。如遇皇帝外出，街道司派兵役灑水與整理禦街；因為北宋汴京風沙大、道路灰塵多，故在皇帝出行前，街道司必須派所屬兵役灑水清掃。不僅皇帝出行如此，就是官僚貴族出行，也有派家奴在前麵灑水之俗，南宋周回顧汴京貴族官僚出行之前的灑水情況說：“凡貴族出，令一二十人持鍍金水罐前導，旋灑路過車，都人名曰‘水路’。”又說：“舊說汴都細車(貴族坐車)前列數人，持水罐子旋灑路過車，以免塵埃蓬勃。”
江南水鄉的街巷，江河縱橫，引河水入城的設計方法，形成了“河街”、“水巷”的新特點。除杭州之外，有平江府(今江蘇蘇州市)、揚州、靜江府(今廣西桂林)等，這種格局，對城市環境衛生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河街水麵，空氣濕潤，有防止灰塵飛揚、保持城內空氣新鮮的好處；同時，對居民的飲水、用水、救火及輸運米柴等都較為方便。與此同時，石砌的河岸、碼頭的架運、水閘開閉、沿河的護欄與架在河上的橋梁等的附屬建築，給城市增添了許多景點，美化了市容麵貌。平江府，位於長江下遊，是太湖水係與大運河航運的要衝，是商貿的中心。城內的河道，東西向三條，南北向四條，俗稱“三橫四直”。這些河流，大多為人工開鑿，河道兩岸砌有堅固的石岸，岸邊又設有木或石護欄杆。街道與河流平行，形成了一條街道一條河，“前街後河”的格局。城市道路也成方格形，主要道路成井字或丁字形相交；大街之間是巷，多為東西向。三十萬人口居住在六十五個坊裏，坊裏前樹“坊表”，刻上名字，作為坊裏的標誌。從《平江圖》上看，“坊表”是路街建造而不設門扇，說明平江城中的“坊誌”與唐代坊表不同了，僅僅是一段街坊的名稱而已。在唐宋以前，道路是以土路為主，少有路麵的建築。唐宋之際，尤其是兩宋，在南方城市中多用磚石路。
宋代的州縣之間的道路，大多為五六尺至一丈不等(二米至三米)，如蘭溪、金華至永康、縉雲間、縉雲至麗水中的括蒼古驛道，路寬約二米左右，路坡平緩處，均為塊石或卵石路麵，陡坡之處側為磴道。山區又多棧道，尤以益州(今屬四川)為最多，如從鬆林到陳倉，有三十至四十裏之長。水鄉城市中的橋梁建築，形式多樣，也增添了城市的美觀。南宋都城臨安府，據《鹹淳臨安誌》記載，鹹淳六年(1270)城內有一百十七座橋、郊區二百三十座橋，兩者相加，臨安城內外有橋三百四十七座。平江府城內外，據《平江圖》所列也達三百五十九座。從杭州、蘇州等江南水鄉的州府城來看，橋的形式多樣，或石拱橋、或平板橋、或木板橋、或閘門橋或吊橋等；橋麵的鋪式也各不相同，有直形、彎形、八字形等。由於橋梁的架設，使水鄉城市的水陸交通融在一體，相互補充，保證了城市居民的方便。宋代橋梁建築，以拱橋與梁橋建造為主，不僅數量多，且有創新與突破，最著名是汴京虹橋，泉州洛陽橋、安平橋等。北宋汴京諸河上橋梁林立，建築風格各異。蔡河之上有橋十一，汴河之上有橋十三，五丈河上有橋五，金水河上有橋三《東京夢華錄》卷1《河道》。；總而言之，城內江河共有橋三十四座。這些橋的形式主要有無腳橋(即拱橋)、石頭平橋、浮橋、吊橋等。汴京虹橋是一座拱橋，位於東水門外，“其橋無柱，皆以巨木虛架，飾以丹、宛如飛虹”。
此外，東北門外上土橋與下土橋也是無腳橋的形式。這種木拱橋的建築，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畫得十分逼真。據考證，這座單跨木構拱橋，跨徑近二十五米，淨跨二十米，拱矢約五米；水麵淨高六米，橋寬約八米，矢跨比約一比五。橋體用五根拱骨相連，每根拱骨擱置在相鄰二拱骨中部的橫木上。橫木與拱骨用鐵仲相連，拱架並列約二十一排，緊密排放，互相排成列。虹橋的組合是以木梁交疊而成，是一種“疊梁拱”。橋麵密鋪板枋，兩側裝設紅色欄杆，橋兩端豎立“華表”，河邊橋下石砌橋台，橋台兩側砌石護岸。從外表看這種橋，體型輕盈、猶如長虹飛越河上，故有“虹橋”之名。這在世界橋梁史也是十分罕見，僅北宋汴京就有三座。此外，青州也有這種拱橋。仁宗時，大臣夏竦為青州地方官，發動廂軍兵役，修造一座無柱飛橋，堅固耐用，受人稱讚而被推廣，汴京的虹橋，就是效學青州而建造。王辟之：《澠水燕談錄》卷8。泉州洛陽橋始建於北宋皇岉五年(1053)四月，至嘉岉四年(1059)十二月完工，曆時六年八個月之久。泉州太守蔡襄所造，他還親自作《萬安渡石橋記》，刻石立碑：“泉州萬安渡橋，……梁空以行，其長三千六百尺，廣丈有五尺，翼以扶欄，如其長之數兩之，糜金錢一千四百萬，求諸施者，渡實支海，舍舟而徒，易危以安，民莫不利。”
此橋通行的第二年，蔡襄奉召入京，就是從此橋而過。洛陽橋，因位於洛陽江入海口之處，江麵開闊，江水與海水交彙、水急浪高，造橋者便先在江底沿橋位縱軸線拋擲數萬立方大石塊，築成一條寬二十多米、長一裏的石堤，使江底標增高三米多，然後在堤上築橋墩，減輕了潮水的衝力，增強橋墩基礎的穩固，同時橋墩、橋麵都用二十至三十噸重的巨石梁架設而成，在沒有現代吊裝設備，而利用潮水上漲在裝船架上完成，這種浮運架梁法也是造橋匠工的創造。在江南水鄉，江河縱橫，橋梁數不勝數，其中有浮橋、木梁橋、石梁橋、石拱橋、木拱橋等多種形式，在古代交通史上頗有特色。以浙江省境內說，浮橋數量很多，著名的有寧波東津浮橋、紹興錢清浮橋、麗水濟川浮橋、臨海中津浮橋、黃岩利涉浮橋、蘭溪普濟浮橋、開化通濟浮橋等十餘座。紹興八字橋是保留至今的宋代石梁式橋之一。這座橋的平麵結構十分別致，除了橋西築有踏步，和從西向東延伸過來的八字橋直街相接外，橋的北側東端也築踏步一道，與廣寧橋直街相通，橋的南側又築踏步兩道，分別通東雙橋。橋南側西端的踏步，下部還築有梁式橋洞，它與東端踏步，相互對稱，遠遠望去，好像一個“八”字形，因而取名“八字橋”。八字橋正橋的橋洞寬四點五米(近五米)，兩端的橋基用條石砌成，其上各立石柱九根，樁腳置於槽內以資牢固。石柱約高四米。橋上欄幹係石製，望柱上多刻上捐者姓名。在橋下西側第五根石柱上有“時寶岉丙辰仲冬吉日建”十個字的題記。寶岉丙辰，即是南宋理宗寶岉四年(1256)。據記載：“八字橋，在府城東南，兩橋相對而斜，狀如八字，故得名。”
此橋約始建於南宋嘉泰年間(1201-1204)，而寶岉四年，可能是重建或整葺。《嘉泰會稽誌·橋梁》；參見浙江省文物局《文物考古資料》第1冊，《紹興八字橋》。寧波東津浮橋位於寧波市東城外奉化江上，始建於唐代長慶三年(823)，因開始建橋時，見雲中有虹，故名靈橋。此橋用船十六隻，分組聯結而成，上鋪木板成橋，長達五十五丈，闊一丈四。北宋開寶年間(968-976)和南宋乾道年間(1165-1173)、慶元年間(1195-1200)、嘉泰元年(1201)、嘉定四年(1211)、寶慶二年(1226)等多次修繕。行人與車馬均可通行；唐宋時期又是日本、高麗等國從寧波港進入我國的必經之橋。麗水濟川浮橋又名平政橋，位於麗水括蒼門外甌江大溪之上，乾道四年(1168)南宋田園詩人範成大擔任麗水地方官任內所建。此橋有船七十二隻，兩隻一組架梁三十六根組成浮橋，溝通甌江大溪南北交通。溪南築知津亭，便於行人等候休息之用。州府還撥五十畝租田，作為維修浮橋的費用。此橋經明清的多次修繕，至今還保留著南宋的風格。臨海中津浮橋位於浙江臨海南麵，是通往黃岩、溫州等的必經之路。淳熙八年(1181)，南宋學者唐仲友在擔任台州知州時所建造。
因江中潮汐較大，建橋技術有一定難度。於是便先按百分之一的比例造模型，研究後再造浮橋。唐仲友親自作記說：“……為橋二十有五節，旁翼以欄，載以五十舟，舟置一碇，橋不及岸；十五尋(八尺為尋)為筏，維以柱二十，有固以楗，楗隨潮與橋岸低昂，續以版四；鍛鐵為四，鎖以固橋；紐竹為纜，凡四十有二，其四以維舟，其八以挾橋，其四以為水備，其二十有六以係筏，係鎖以石四，係纜以石獅子十有一，石浮屠二，纜道當者植木為架。……”此橋完工，總共花費金木土石兩萬兩千七百餘工，用工九百八十萬，米四百八十斛，酒二百六十石。橋建成後，又建龍王神祠二十一間作為僧舍和守橋巡邏兵卒之用，當地人譽之為“台州第一橋”。它是利用潮汐河流建浮橋的成功經驗。二、車輿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發明與使用車輿為交通工具的國家之一。宋代製車技術的改進與提高，體現了宋代城市經濟、科技的新發展與民俗的新變化。宋代北方陸路運輸貨物的大車，仍以牛駕為主，其次是騾、驢。這種大車用牛、騾拉，可滿載四五千斤遠行各地。周密記載：
北方大車，可載四五千斤，用牛、騾十數駕之。管車者僅一主一仆，叱吒之聲，牛騾聽命惟謹。凡車必帶數鐸(鈴)，鐸聲聞數裏之外，其地乃荒涼空野故也。蓋防其來車相遇，則預先為避，不然恐有突衝之虞耳。終夜勞苦，殊不類人，雪霜泥濘，尤艱苦異常；或泥滑陷溺，或折軸，必須修整乃可行，濡滯有旬日。周密：《癸辛雜識續集》卷上《北方大車》。
太平車北宋汴京城中的貨運車，又名“搬載車”，大者叫太平車，次者叫平頭車，小者大力車等。據記載有幾種車：
東京般(搬)載車，大者曰‘太平’，上有箱(車廂)無蓋，箱如構欄而平，板壁前出兩木、第二三尺許，駕車人在中間，兩手扶捉鞭鞍駕之，前列騾或驢二十餘，前後作兩行；或牛五七頭拽之。車兩輪與箱齊，後有兩斜木腳拖，夜中間懸一鐵鈴，行即有聲，使遠來車者相避。仍於車後係驢騾二頭，遇下峻險橋路，以鞭唬之，使倒坐錘車，令緩行也。可載數十石……《東京夢華錄》卷3《般載雜賣》。
在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中描繪的車輛達十多種，或四匹或兩匹健騾拉的大車，即太平車，不同的僅是牲口數目以四頭、兩頭為多，未見有十數頭或二十頭之多，後麵也未係有驢、騾。這種太平車的行走方式與以前不同，即由人駕轅，牲畜拉車，韁繩一端縛綁在騾對麵的軛套上，另一端縛紮在車軸上。顯然這種人駕轅、騾拉車的係駕方法，車速是較慢的，適合於負載物貨多而不求快速的要求，因此多適於短途或京師城內外的運輸之用。據說，一天能行三十裏，在兩河一帶民間普遍使用。
平頭車其式樣與駕法如太平車一樣，隻是車型小一點，“兩輪前長出長木作轅，木梢橫一木，以獨牛在轅內，項負橫木，人在一邊，以手牽牛鼻繩駕之，酒正店(大酒庫)多以此載酒梢桶矣”。這種車，宋畫《清明上河圖》、《溪山行旅圖》、《盤車圖》等均有描繪，它們大多是一牛駕轅，轅前拖曳的是三牛或四牛；車身高大，輪與車廂齊平，車廂上加拱形卷篷，長途跋涉中以防雨淋與日曬；車廂與卷篷之間有一隔板，似以堆放車夫的行李物品之地。車夫在一旁行車，用手牽牛鼻繩。從宋畫《溪山行旅圖》看，這種長途運輸車，往往是數車結伴而行，很可能是一支有組織的運輸隊。熙寧(1068-1077)以前太平車，汴京士庶外出，多“賃驢”上路，而熙寧以後，“皆乘馬”，這是畜力的變化。王得臣：《麈史》卷下《京師賃驢》。獨輪車我國是最早創造與使用獨輪車的國家之一，約始於漢代；至宋代仍然流行各地。據記載，汴京多見，又名獨轅車，或名隻輪車。
這種車，是一個輪子的小車，前後二人把駕，兩旁兩人扶拐，前有騾曳，宋代又稱為“串車”或“獨轅車”。這種獨輪車尤適宜於山區。沈括說宋人稱獨輪車為“木馬”。“行人以獨輪小車，馬鞍蒙之以乘，謂之木馬。”陸遊詩說：“耳寬帽新小疾，獨轅車穩正閑遊。”通牛車頂上加一大帷幔。這種車在魏晉時是由貴族所乘，沿至唐宋。《新唐書·輿服誌》說一品至四品官均乘牛車，隻是裝飾品不同而已。這種車，雙轅雙輪，車廂形似太師樓，有卷席篷頂，其上覆蓋一張大帷幕。如敦煌莫高窟宋代“火宅喻”中畫有這種牛車，長方形車廂上立棚，呈封閉狀。車門設在後邊，垂遮惟簾。棚前和兩側開有欞窗格，棚頂呈拱形，前後出長簷；棚頂四角各立一柱，四柱上支撐一頂大帷幕。帷幔繡以梅花圖案，四周邊垂綴幽穗，極為華麗。駕車人扶轅步行，主人坐於車棚內可以逍遙自在。宅眷坐車宋代貴族婦女所坐的車，稱為宅眷坐車。這種車與貨車中的“平頭車”相似，但以棕作車蓋，車廂前後有構欄門、垂簾。像古代的輜車，婦女坐在廂內，舒適逍遙。陸遊記載趙家宗室婦女所坐的牛車還掛上香球：
京師(汴京)承平時，宗室戚裏時入禁中(皇宮)，婦女上犢車(牛車)，皆用二小鬟，持香球在旁，而袖中又自持兩小香球，車馳過，香煙如雲，數裏不絕，塵土皆香。《老學庵筆記》卷1。
紅車宋代妓女所坐車。元岉七年(1092)十一月，舉行南郊祭禮，蘇軾為鹵簿(儀仗)，使導駕，內中有紅車爭道亂行，蘇軾於車上草奏，明日有司嚴整儀衛。輿轎是一種獨特的代步工具，往往在險峻山路上首先使用，《癸巳類稿·釋名》因“狀如橋中空離地”而取名，故古代橋與轎可以通用。《史記》中提到大禹治水時“山行即橋”。1978年，河南固始侯古堆墓中出土了春秋戰國時間的“三乘木質輿橋”《河南固始侯古堆一號墓發掘簡報》，《文物》1981年第1期。。唐宋之時，輿橋十分盛行。唐代皇帝、大臣所坐的“步輦”，貴族婦女所坐的“簷子”，都是轎夫用手抬杠，高至齊腰，故稱“腰輿”。到宋代，始稱“轎子”。“太祖(趙匡胤)初自陳橋推戴入城，周恭帝即衣白，乘轎子，出居天清寺。”王：《默記》卷上。宋代皇太後、皇後外出者，乘坐“輿”，這種輿比簷子稍增廣，“花樣皆龍，前後簷皆剪棕，儀仗與駕出相似而小，仍於駕頭、警蹕耳。士庶家與富家婚嫁，亦乘簷子，隻無脊上銅鳳花朵，……自有假賃所在”。如是公主出嫁，還坐“金銅鑄雲鳳花朵簷子”，這種“簷子”，高約五尺許，深八尺、闊四尺，內可坐六人之多，四周垂下繡額珠簾、白藤間花，極其華麗。宋代內外命婦所坐有，“銀裝白藤輿簷，內命婦皇親所乘；白藤輿簷，為內外命婦所通乘”《宋史》卷150《輿服誌二》。。婚嫁所用的高檔“簷子”，在汴京可以從車行中“假賃”而至，用後歸還。南宋時期，士大夫乘轎之風也日益盛行。朱熹說：
南渡以前，士大夫皆不堪用轎，如王荊公(安石)、伊川(程頤)皆雲不以人代畜，朝士皆乘馬。或有老病，朝廷賜令乘轎，猶力辭後受。自南渡後至今，則無人不乘轎焉。朱熹：《朱子語類》卷128。
張貴義亦說：
自渡江以前，無今之轎，隻是乘馬。所以有修帽護塵之服，士皆服衫帽涼衫。思陵(趙構)在維揚(揚州)，一時擾亂中遇雨，傳旨百官許乘肩輿，因循至此，故製盡泯，今台諫親事官用涼衫略展登橋，尚存舊製，他處無複見之。參見張貴義：《貴耳集》。
《宋史·輿服誌》記載：
中興後，人臣無乘車之製，從祀則以馬，常朝則以轎。舊製，輿簷有禁。中興東征西伐，以道路阻險，詔許百官乘轎，王公以下通乘之。其製：正方，飾有黃、黑二等，凸蓋無梁，以篾席為障，左右設牖，前施簾，舁以長竿二，名曰竹轎子，亦曰竹輿。《宋史》卷150《輿服誌二》。
竹輿，山轎，宋代陳淵詩雲：“驛路泥塗一尺深，竹輿高小曆千岑。”清明上河圖》中畫有不少轎子，有的轎子上還插滿柳枝。1958年，河南方城宋強氏墓中還出土一乘石質轎子模型，其形狀與《清明上河圖》中畫的相近。此外，還有簡易轎子，如1978年江蘇溧陽發現宋代李彬墓，也出土了小型陶製模型，為一把大椅，兩旁紮有竹杠，不施帷幔，轎夫二人，皆短衣小帽，一前一後作抬轎姿勢。《江蘇溧陽竹簣北宋李彬夫婦墓》，《文物》1980年第5期。抬轎的人，叫轎夫，因官品高低的不同，人數也有多少。太平興國七年(982)，翰林學士李上奏說：“工商、庶人家乘簷子，或用四人、八人，請禁斷，聽乘車。”“兜子，舁不得過二人。”三、舫船與海艦宋元時期，是我國古代造船業繁榮的時期，不僅造船數量、各種形製超過隋唐，而且質量、裝修技術也都大有進步；不僅能打造內河航船、湖中畫舫，且能製造遠洋航行的大型巨艦等。宋代江河中船品形製，豐富多彩，粗分之，有客船、貨船、客貨兩用船等。
貨船，從《清明上河圖》看，汴河上貨船的大多形製為：圓短船形、平底、首尾稍狹，中部寬，甲板上建有屋棚；船舷用木板交錯釘成，整個船體遍布排釘；桅、篷、舵、櫓、錨、帆、篙以及索具等行船設備一應齊全。舵為能升降的平衡舵；桅座呈人字形，根據需要可以放倒與豎起；櫓甚大，有六人搖的、有八人搖的不等，從櫓手們竭盡全力的神態看，船的載貨量是相當大的。宋人記載鄂州(今湖北武漢市)行中看見貨船說：“船形製短圓如三間大屋，戶出其背，中甚飾華，登降以階梯。”這種船可載米一萬二千石，據近人推算，達五百噸以上。張舜民：《畫墁集》卷8，《郴州行》。宋代的江河船隻，多以楠木打造：1960年在江蘇揚州施橋鎮發現宋代內河木船一隻，用楠木製，船長二十四米，中寬四點三米、深一點三米，兩舷各有大四根，榫頭與鐵釘銜接並用，縫用油灰。《揚州施橋鎮發現古代木船》，《文物》1961年第6期。此外，在上海嘉定、天津靜海等地發現了內河木船多隻，其形製、船體及部分設備與宋元文獻記載相符。據記載，江南運河上的船隻形製種類豐富，運載貨物各有所別：
杭州裏河船隻，皆是落腳頭船，為載往來士賈諸色等人，及搬載香貨雜色物件等。又有大灘船，係湖州市搬載諸鋪米及跨浦橋柴炭、下塘磚瓦泥灰等物，及運鹽貨船隻。……若士庶欲往蘇、湖、常、秀、江、淮等州，多雇船、舫船、航船、飛篷船等。……杭城乃輦轂之地，有上供米斛，皆辦於浙右諸郡縣……搬運自有綱船裝載，綱頭管領所載之船，不下運千餘石或六七百石。……又有下塘等處，及諸郡米客船隻，多是鐵頭舟，亦可載五六百石者，大小不同。其老小悉居船中，往來興販耳。《夢粱錄》卷12《河舟》。
江河船運速度，大約每日可達三四十裏或五六十裏不等。宋代湖船、畫舫也相當興盛，今以南宋杭州西湖為例敘述其要。禦舟，即是皇帝乘坐的遊船，打造精巧，裝飾華麗。據說，宋孝宗常陪太上皇遊幸西湖，是“禦大龍舟”，文武百官隨從者各乘“大舫”，無慮數百。而“禦舟四垂珠簾錦幕，懸掛七寶珠翠”《武林舊事》卷3《西湖遊幸》。。宋理宗時還特製龍舟一艘，“悉用香楠木搶金為之，亦極華侈”。皇帝所坐的禦舟，或稱“龍舟”，史書未見具體記載，而張擇端《金明池競渡》畫有一艘龍舟是極其豪華的。春遊西湖是皇宮中的盛舉，“龍舟十餘，彩旗造鼓，交舞曼衍、粲如織錦。
內有曾經宣喚者，則錦衣花帽，以自別於眾”。如景定年間(1260-1264)駙馬都尉楊鎮，遊西湖乘坐龍舟，“傾城縱觀，都人為之罷市”。皇親貴戚，大官寵臣也都在西湖中打造各自的遊船，為數不少。如宰相賈似道在西湖中備有“車船”，“船棚上無人撐駕，但用車輪腳踏而行，其速如飛”《夢粱錄》卷12《湖船》。，“豪家富宅，自造船隻遊嬉，及貴官內侍，多造采蓮船，用青布幕撐起，容坐一二客坐，裝飾尤其精致”。靈芝寺(今錢王祠邊)前，停有趙宋宗室趙節齋家的一支畫舫，名叫“烏龍”，凡遇撐駕，即風浪大作，坐者不安，多不敢撐出，以為異物。西湖中民間遊船不下“數百舫”，大者一千料，約長二十餘丈，可容百人；中者五百料者，約長十餘丈，亦可容三五十人；亦有二三百料者，亦長數丈，可三二十人。這些民間遊船的裝飾也相當華麗，“精巧創造，雕欄畫拱，行如平地”，深受遊者歡迎。每一隻遊船，都取個雅名，或叫百花、或叫十樣錦、或七寶、或金獅子、或金勝等，令人尋味。在寒食節前後，“西湖內畫船布滿，頭尾相接，有若浮橋”《西湖老人繁勝錄》。，各種小船達五百餘隻。西湖中遊船多租用，生意一年四季都很興旺，“四時遊玩，大小船隻，雇船虛日”。如遇寒食清明節，“雖小腳船，亦無空閑者”，遊船租價驟漲，“非二三券不可雇賃”。遊船的生活服務，十分周全，飲宴、歌舞，樣樣齊備。“船中所需器物，一一畢備。但朝出登舟而飲，暮則徑歸，不勞為力，惟支費錢耳。”
耐得翁：《都城紀勝·舟》。另有“小腳船，專載賈客、妓女荒鼓扳、燒香婆嫂、撲青器、唱耍令纏曲，及投壺、打彈百藝等船，多不呼而自來，須自出著發放支稿，不被哂笑”。每逢三伏炎夏之時，尤其是六月六日，“西湖中畫舫，俱堤邊，納涼避暑；恣眠柳影，飽挹荷香，散發披襟，浮瓜沉李；或酌酒以狂歌，或圍棋而垂釣，遊情寓意，不一而足”。宋代海外貿易與文化交往的發展，促進了巨型海艦製造業的繁榮。尤其是南方的明州、溫州、台州、泉州等地能打造的大型航海船。海船，粗分為近海船與遠洋艦兩大類。近海船有魚船、三板船等。船，據李心傳記載：浙江民間有釣魚船，謂之釣漕，其船尾闊可分水，麵敞可容兵，底狹尖可以破浪，糧儲器仗，置之簧板下，標牌矢石，分之兩旁，可容五十卒者，麵廣丈有二尺，長五丈，率直四百緡。《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7。這種船，既可到近海捕魚，又可充戰船。三板船，又名舢板，多由木板搭接而成，船底板和船舷板，另外又加上橫梁，使船體更加牢固堅實。宋代造船業以海上巨船打造的成就最大，居於世界領先的地位。宋代的遠洋艦，體積大、負載多，大者可載萬石，相當於今六百噸左右，例如：“浙江，乃通江渡海之津道，且如海商之船，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石)，可載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載二三百人。”南宋朱彧《萍洲可談》也說：“舶船深闊各數十丈。”
周去非《嶺外代答》談到海船，一般能載幾百人，船裏能儲存一年糧食，有的還在船上養豬或釀酒。此外，船上還備有文化娛樂品，如象棋、圍棋等。海船以福建為上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176有記載。，福建又以泉州出名。如1974年，在福建泉州灣發掘了一艘宋代海船，尖底，船身扁闊，頭尖尾方，龍骨兩段接成。自龍骨至舷側有船板十四行，第一至十行由兩層船板疊合而成，厚達十二厘米；第十一至十三行則以三層船板疊合，厚達十八厘米，結實，抗沉性能好。並以搭接和平接兩種方法混合使用。板縫之間用麻絲、行茹、桐油灰膩密。全船共分十三艙，複原後泉州的船長達三十四點五五米，寬九米九，長與寬的比例為二點六四比一；排水量三百七十四點四噸。此船也是用香樟製造，船體堅固。1982年福建泉州又出土一艘海船，這艘船型與前麵宋代海船大致相同，也是下尖上闊，但它沒有采用多重板結構，而是采用單層原本板加工而成的，板的厚度達九點五厘米。北宋遠洋海艦以“神舟”、“客舟”等最著名。據北宋出使高麗的徐兢記載：
舊例，每因朝廷遣使，先期委福建、兩浙監司，顧募客舟。複令明州(今浙江寧波)裝飾，略如神舟，……其長十丈餘，深三丈，闊二丈五尺，可載二千斛粟。其製皆以全木巨舫，攙疊而成。上平如衡，下側如刃，貴其可以破浪而行也。其中分為三處：前一倉，不安板，惟於底安灶與水框，正當兩之間也，其下即兵甲宿棚；其次一倉，裝作四室；又其後一倉，謂之屋(高屋)，高及丈餘，四壁施窗戶，如房屋之製，上施棚，采繪華麗，而用簾幕增飾，使者官屬，各以階序分居之。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34《客舟》。
而神舟船型更大。“神舟之長闊高大，雜物器用人數，皆三倍於客舟”。乘坐這種遠洋大艦，航行起來，“巍然如山嶽”一樣，浮動於海浪之上。宋代的海艦，還利用指南針導航，如廣州製造的遠洋艦遠航至阿拉伯諸國，船老大“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觀指南針”朱彧：《萍洲可談》卷2。。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亦載，“若晦冥，則用指南浮針以揆南北”《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34。。使用指南針辨識方向，這說明宋代航海技術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在航海中，船老大還積累了豐富的航行的知識與觀察海水顏色的經驗。“相水之清濁，便知山之遠近；大洋之水，碧黑如澱；有山之水，碧而綠；傍山之水，渾而白矣；有魚所聚，必多礁石，蓋石中多藻苔，則魚所依耳。每月十四、二十八日，謂之‘大等分日’，此兩日若風雨不當，則知一旬(十日)之內，多有風雨；凡測水之時，必視其底，知是何等泥沙，所以知近山有港。”
四、驛站宋代郵驛製度，在唐代的基礎上又有創新與發展，如建立了一套較完善的遞鋪組織，實行以兵卒為主體的專業通信製度以及傳遞、交接製度等。宋的驛與遞，是既有區別又有聯係的兩種組織。驛，宋代多稱館驛，主要職能是接待宋代政府官員，為過往使客的食宿與交通工具提供方便。類似現代的招待所。遞，宋代多稱為遞鋪，主要是傳遞官方文書的通信組織，有時也接待使客或運送官物等任務。宋代的郵驛，分屬於中央與地方兩個層次。中央主管郵驛的機關是兵部與樞密院；地方主管郵驛，分為路(相當於省級)、府州(相當於地區)、縣三級管理，又以府州管理為重點。宋代兩都城，不僅社會經濟發達，而且又是國內外交流的中心；一年四季，各國使者和蕃夷貴客來京朝貢或祝賀節日，絡繹不斷。大的使團，多至一二百人；小的使團也有數十人。使客往來，據《文昌雜錄》說：“朝廷所以待遠人之禮甚厚。”據記載，宋代接待的外國使者與蕃夷貴客有：東方有四：高麗、日本、渤海黀、女真。西方有九：夏國、董、於闐、回鶻、龜茲、天竺、瓜沙門、伊州、西州(高昌)。南方有十五：交趾、渤泥、(大秦)、住輦、真臘、大食、占城、三佛齊、嬾婆、丹流眉、陀羅離、大理、層檀、勿巡舟、俞盧和。西南五蕃：羅、龍、方、張、石。北方：契丹、匈奴等。龐元英：《文昌雜錄》卷1。朝廷主辦的賓館以招待國外或蕃客使者的館驛，是國家級的賓館，或稱館或稱驛。朝廷賓館大多集中在京都，這是古代館驛的最大特點。北宋汴京城內外，招待海外諸國或蕃客使者的館驛先後建有八處之多：都亭驛位於舊城光化坊，汴河北岸，水陸交通方便的地方。此驛在唐代是汴州的最重要的驛站，時稱上源驛。
後晉天福五年(940)，改名都亭驛，宋代為往來國信所。是專門接待遼國大使往來交聘的住所。有房五百二十五間，是汴京最大的官驛。《玉海》卷172《宋朝都亭驛》。都亭西驛位於新城內城西廂惠寧坊，原名上源西驛，大中祥符元年(1008)改為此名。是接待西夏使者往來的住所。來遠驛位於新城內城北廂崇化坊，熙寧三年(1070)，以舊馬軍都虞侯官衙改建而成，以接待遠來宋都的“蕃客之所”而名。懷遠驛位於西城汴河北岸的興道坊，景德三年(1006)以舊侍衛都虞侯官衙擴建而成，專門接待遠道而來宋都的南蕃(西南少數民族)、西蕃、大食(阿拉伯國)、交州(今越南北部)等西南方向的“貢奉客使”而名。《玉海》卷172《景德懷遠驛》。班荊館位於封丘門外東陳橋附近，故又名陳橋驛，後又改名班荊館，成為“虜使迎餞之所”。但在宣和五年(1123)，改為“羽流”(道士)往來的接待處，稱為“鴻烈觀”。《宋東京考》卷11《館》引《玉照新誌》。在班荊館，以宴請遼國使者最多，僅蘇東坡代筆起草的《內製書》，在元岉元年(1086)十一月二十一日至元岉四年七月十一日止三年時間的，在班荊館賜遼口宣等即達十八則，或賀正旦、或賀坤成節、或賀興龍節等。
禮賓院位於新城內城廂延秋坊，汴河南岸金梁橋附近。舊名番譯院，景德三年(1006)改名禮賓院，專門接待“回紇、於嬾使臣之所”。《宋東京考》卷11《館》。同文館位於閶闔門外安州巷，專門接待高麗、青唐(今青海西寧之人)使臣之住所，新建於熙寧年間，有房一百七十六間。《玉海》卷172《熙寧同文館》。瞻雲館位於宜秋門外之東，專門接待“諸番國使臣之所”《宋東京考》卷11《館》。。海外諸國或蕃客使者來汴京之後，朝廷館驛負責他們的衣食住行的生活；除洽談兩國之間的關係與參加節日祝賀等外，趙宋朝廷派人陪同還組織他們參觀京城名勝古跡、參加文體活動和舉行多種名目的宴請等；此外，還允許在一定範圍內進行“貢賜貿易”，允許購買大宋珍寶和物貨。外國使者或蕃客使者來宋都貢奉，從入宋朝國境，朝廷便頒發給他們“館券”(通行證書)，沿岸由各府州縣鎮接送、執行衣食住行，直至送到京都館驛為止。沿途還由地方官員陪伴他們旅遊當地名勝古跡和購買“土宜”(土特產)。如元旦大朝會後，朝廷陪同各國使者遊覽京城名勝：
大遼、高麗就館賜宴。大遼使人朝見訖，翌日詣大相國寺燒香，次日詣南禦苑射弓，朝廷旋選能射武臣伴射，就彼賜宴，三節人皆與焉。先列招箭班十餘於垛子前。使人多用弩子射，一裹無腳小襆頭子、錦襖子遼人，踏開弩子，舞旋搭箭，過與使人，彼窺得端正，止令使人發牙。例本朝伴射用弓箭。中的則賜鬧裝、銀鞍馬、衣著、金銀器物有差。伴射得捷，京師市井兒遮路爭獻口號，觀者如堵。翌日，人使朝辭。朝退，內前燈山已上彩，其速如神。《東京夢華錄》卷6《元旦朝會》。
遼使到東京活動最多，在宋遼共處的一百多年間，遼使來汴京達三百次左右，平均一年兩次以上，人數約在七百人以上。聶崇岐：《宋遼交聘考》，《宋史叢考》下冊，第283-375頁。高麗使者來汴京也是很多的，使團較為龐大，少則幾十人，一般為一百多人，最多一次達二百九十三人。交趾使團每次也在百人以上，最多一次達一百八十多人。接待各國使者，入宋境後送到京城止，其費用大多由各州府地方財政開支，這種接待往來使者負擔是十分沉重的，蘇東坡談及此事說：“臣伏見熙寧以來，高麗人屢入朝貢，至元豐之末，十六七年間，館待賜予之費，不可勝數。兩浙、淮南、京東三路(相當於省)築城造船，建立亭館，調發農工，侵漁商賈，所在騷然，公私告病。”
南宋行都杭州也建立了許多賓館，以接待來自各國的使者或商貿人員和官員上京暫住的驛館。班荊館離行都臨安府城約五十裏的赤岸河畔，專門接待全國使者頓宿與賜宴之處。凡金國使者來臨安，必先在此安頓。赤岸河是浙西運河的支流，通高塘、橫塘諸河，地約今半山附近，尚有赤岸橋之名。懷遠驛以原法慧寺擴建而成，主要招待高麗、占城、大理、真理富國、大食等國使者。因表示“懷遠之意”故名。這些國家，一般是“隔歲聽入一貢”或“數歲入貢”或“五年許一貢”。各國使者少則十餘人，多則五六十人。都亭驛在候潮門外泥路西，侍從宅側，除接待外國使者之外，還是接待國內上京的各地官員的賓館。南宋各國使者來臨安拜見朝廷大官或皇帝或參加朝廷大禮等活動，往往與旅遊、商貿活動相結合。金國使者來京，先住在赤岸班荊館，朝廷先派伴使在班荊館設宴款待，為之洗塵。
次日，坐龍舟至北郭(武林門外)稅亭稍息，茶酒招待後，再騎馬入餘杭門(即武林門)，到都亭驛下榻，賜被褥、鈔鑼(洗器)等日常用具，在都亭驛等候皇帝的召見。在都亭驛，由臨安府酒食招待，並講明入朝、入宮召見的禮儀。次日由伴使陪入皇宮紫宸殿拜見皇帝。皇帝召見之後，由伴使陪同到杭城名勝古跡、佛寺道觀覽勝。紹興十九年(1149)，金國使者施宜生來賀正旦，住都亭驛，使者當中有位畫工，專門畫了臨安城圖，偷偷帶回。淳熙十六年(1189)宋光宗登位，金國派使者來臨安祝賀，由著作郎權兵部郎官鄧千裏聯同遊杭州西湖，至孤山之麓遊覽北宋隱逸詩人林和靖祠廟時，金使忽然問道：“林公當過臨安知府嗎?”鄧千裏笑而不答。當金使上大街購物時，看見官私牌額，都要摹寫。金使還到靈隱天竺詣寺燒香，一次途經臨安太學，要求陪同官員摹寫匾額“太學”兩字。當時的太學直講程宏圖不同意。此事得到孝宗的稱讚。金使在晚上還要求看戲。如遇正月朔裏朝賀，金使還參加南郊玉津園的宴射活動，由善射者校尉(軍官)為觀察使陪射，皇帝賜弓陪射，宴射完畢而回賓館。金使在街上購物，由都亭驛先支付，一般情況下，金使來京，朝廷預先撥給亭驛一萬緡，多還少補。
朝廷賓館，除了京城之外，在設有市舶司的港口城市如明州、泉州、廣州、溫州等州城也有專門賓館，迎接外國使者。北宋明州，是宋代三大港城之一，市舶賓館有波斯館、高麗使館等，其中高麗使館又稱東蕃驛館，主要接待高麗使者的往來，地點在今寶奎巷；波斯館，專門接待阿拉伯諸國，地址在今車橋街附近。定海縣也建有航濟亭，相傳是為高麗使者賜宴之場所。溫州成為開放港口後，外國客使或商賈來時，市舶官員往碼頭歡迎，到館驛“犒設”宴酒，然後住在來遠驛。唐宋時，我國的地方郵驛製度出現新變化：主要表現在驛與館的分工日益明顯。驛，多設於驛路之上，一般兼有通信機構與官員過往招待所的雙重任務，往往設在城外；而館，亦有設於驛路上，但大部設於非驛路幹線之上。州有館，縣也有館，主要是承擔過往的官員的食宿任務，類似今日接待過往官員的招待所，唐宋古書上多稱館第、驛亭或館驛。到宋代，驛與遞的分工十分明確，驛或館驛，主要職能是招待過往官員、使客，供給食宿及交通工具。而遞鋪，以傳遞官方文書為主要任務，兼及運送官物接待使客等工作。前者為食宿交通機構，後者為通信機構，其任務明顯不同。宋代規定，每隔二十裏有驛，驛有歇馬亭，每隔六十裏有館，由地方的“衙前”差役為驛夫，擔任服侍工作，供應食宿。相距七八十裏以上置驛舍也是有的，視各地不同，如：“自鄂渚至襄陽七百裏，每二十裏置流星馬鋪，七八十裏間則置驛舍，以為兵帥往來頓宿處，士大夫過之者，亦寓托焉。”《夷堅誌·支景誌》卷1《陽台虎精》。
兩宋地方驛館建築，房屋寬敞，比較整潔華麗，是地方政府的重要標誌之一。鳳鳴驛嘉岉六年(1061)，蘇東坡赴鳳翔時曾至扶風鳳鳴驛拜謁朋友，而撰寫了《鳳鳴驛記》，說：“視客之所居，與其凡所資用，如官府，如廟觀，如數世富人之宅。四方之至者，如歸其家，皆樂而忘去。將去，既駕，雖馬亦顧其皂而嘶。”《蘇軾文集》卷11《鳳鳴驛記》。霍丘縣驛宋人王回《霍丘縣驛記》說，霍丘，宋代屬壽州，無驛，每使客之過者，無所歸宿，或窩其孥於浮屠氏之館，十分不便。今知縣要接待大理寺丞謝侯績，感歎說：“吾為地主於此，豈可以不知士大夫之辱。吾聞古之為政，蓋莫不篤於賓客者，非苟相悅，所以相養以禮，而載天子之命也。今吾邑雖陋，亦古之建國，曾不及有一館，為士大夫之禮。”於是在縣衙之東，西臨大路之處，建造了一座縣驛館。王回：《霍丘縣驛記》，見《宋文鑒》卷80。和風驛紹興七年(1137)，毛開《和風驛記》：“為屋四十二楹，廣袤五十七步，堂守廬分，翼以兩廡，重垣四周，庖班庫廄，各視其次，門有守吏，裏有候人，賓至如歸，舉無乏事。”丹陽館“中門南向，接送伴使在東館，客使在西館。丹陽，江淮閩浙所交也，四海賓客之所舍也，軺車驛舍之所會也，故崇大其館，凡奉法銜命者，皆館也；部使者亦如之。”何炳鬆：《陸秀夫年譜》，第11頁，《丹陽館記》。館驛經費在北宋政和年間(1111-1117)之前多出於地方。景岉中(1034-1038)集賢校理王琪言：“今州縣修治郵傳驛舍，皆斂於民。”
因此有些地方因經費不足而年久失修，政和四年(1114)二月詔：“永興軍館驛，年深弊漏，見任官無廨宇，往往指占居住，致經過使命番夷，隻就寺院或邸店安泊。”宣和三年(1121)，宋人李侗《範縣修館驛記》：“得錢十萬，擇材於林，陶瓦於野，命工於市。未幾而辟廳事，增廓宇，遷堂於後，大牆垣而僚之，軒窗以明，戶牖以潔，庖廄吏舍無不得其所。……”李侗：《範縣修館驛記》。政和四年(1114)詔令州館驛“可委本路帥司根檢館驛舊基完葺，並蝕量什物等，令禮部給降空名度牒一百道，應副修置”《宋會要》方域10，中華書局本，第7481頁。。宣和元年(1119)八月又詔維修經費在三十貫以下，“轉運提舉常平司分認，從所屬支修，旋申逐司。諸營造材料，所支錢及百貫，或創造三十間，申轉運司；縣創造三間，或修繕十間，並應支轉運司錢者，申所屬相度行；其創造三間，是奏聽旨”《宋會要》方域10，中華書局本，第7490頁。。南宋基本承襲了北宋的製度，紹興二十六年(1156)十月四日，高宗詔曰：“修蓋驛舍，所贅不多，今於上供係省錢內支撥應副、免致騷擾。”乾道二年(1166)六月，曾修葺都亭驛、班荊館，孝宗也詔由地方經費支撥。他說：“都亭驛、班荊館，歲於六月上旬，檢視修蓋，限八月畢工。令兩浙轉運司、臨安府遵守修整，務要如法。”均見《宋會要》方域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