諫太宗十思疏——魏征
題解
本文是魏征在貞觀十一年（637）針對李世民即皇帝位後逐漸滋長起來的驕傲情緒和開始過分地追求享樂所寫的一篇奏章。文中提醒唐太宗要“居安思危，戒奢以儉”，並十分具體地提出作為一個國君應該經常考慮的十個問題。據說唐太宗看到這篇奏章後頗有感悟，親自寫詔書答複魏征，承認自己的過失，並對魏征這種敢於直諫的精神表示讚賞，還把這篇奏議放置案頭，經常對照反省。
原文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安，臣雖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也。
凡昔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豈取之易、守之難乎?蓋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誌，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吳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雖董之以嚴刑，振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
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衝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懼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宏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並用，垂拱而治，何必勞神苦思，代百司之職役哉!
譯文
我聽說過，想要樹木生長，一定要使它的根長得牢固；想要泉水流得遠，一定要疏通它的源頭；想使國家安定的人，就一定要積聚他的道德仁義。水源不深卻希望泉水流得遠，根不牢固卻要樹木生長，道德仁義不厚實卻想使國家安定，我雖然是個最愚笨的人，也知道這是不可能做到的，何況明智的人呢?國君擔負著帝王的重要職責，處於天地間最高的地位，如果不考慮在安樂的環境中想到危難，用儉樸來戒除奢侈的話，這也就象砍斷樹根而要樹木長得茂盛，堵塞水源而要泉水流得很遠。
古代所有的君王，都是承受上天偉大的使命，開始做得很好的確實很多，但是能夠堅持到底的卻很少。難道是取得天下容易，守住天下就很困難嗎?恐怕是他們在憂患深重的時候，對待下麵的人總是竭盡誠心；而一旦達到了目的，就放縱自己的感情，用傲慢的態度對待別人。竭盡誠心，就能使吳、越那樣敵對的國家結為一個整體；用傲慢的態度對待別人，那麼就是骨肉至親也會被當作過路人。雖然用嚴酷的刑罰督責人們，用威風怒氣嚇唬人們，結果人們隻是苟且圖謀免受處罰的辦法，卻不會懷念君王的仁慈，表麵顯得態度很恭敬，可是心裏並不服氣。大怨大仇倒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老百姓。老百姓象水一樣，水可以負載船隻，也可以把船弄翻，這是應當十分謹慎的事。
果真能夠做到：見到自己合意的東西，就想到應該知道滿足，用這來警戒自己；將要興建什麼，就想到應該適可而止，使老百姓安寧；擔心帝位很高隨時會出現危險，就要謙虛，加強自己的品德修養；害怕會驕傲自滿，就想到要象江海能夠容下千百條河流一樣，放寬度量；喜愛遊玩，就想到最多一年打獵三次也就行了；擔心意誌懈怠，就想到做事要始終謹慎；憂慮會受蒙蔽，就想到要虛心采納下麵的意見；畏懼讒邪，就想到要端正自身的品性而斥退邪惡的人；給人賞賜，就想到不要因為自己一時的高興而獎賞不當；給人處罰，就想到不要因為自己一時的發怒而濫施刑罰。全麵地做到這十件應該深思的事，發揚光大這九種德性，選拔有才能的人而加以任用，挑選好的意見而加以采納，那麼有智慧的人就能充分貢獻出他的謀略，勇敢的人就能完全使出他的力量，仁義的人就能傳布他的恩惠，講信用的人就能獻出他的忠心。文武一起被任用，垂衣拱手，天下便可以治理得很好，何必要自己勞神苦思，代為履行百官的職責呢!
賞讀
“逸豫亡身，憂勞興國”，古來興亡之道蓋莫如此。魏征在這篇奏章中闡明的正是這個道理。雖然他寫這篇奏章的目的是為了維護李唐王朝的長治久安，但他在文中以諷喻手法所講的諸般道理，對曆朝曆代的統治者無不具有借鑒作用。
最能體現文章內容深刻性的是作者在提出君主應“積其德義”、”居安思危、戒奢以儉”之後，具體闡明了要達到此目的，應如何去做，這就是所謂的“十思”。這“十思”內容廣泛而深刻具體，完全抓住了治國的實質問題，步步深入地加以闡明，的確有著深刻的曆史意義和現實意義。全文寓意深刻，極富哲理，且詞鋒犀利。力透紙背，特別是以排比句式寫出的“十思”，有如警句格言，讀來振聾發聵，令人銘心刻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