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
《老子》說：“國家治理得非常好，就是鄰近的國家互相看得見，雞鳴狗吠之聲互相聽得見，人民各自以自己的食物為甘美，各自以自己的服裝為美麗，各自安於自己的習俗，各自喜愛自己的行業，如此到老死，也不相往來。”如果一定要按這種辦法來治理國家，就會堵塞百姓的耳目，那就幾乎沒法行得通了。
太史公說：“神農以前的情況，我不了解。至於《詩經》、《尚書》上麵則說自虞、夏以來，人們的耳目卻想盡量滿足對於音樂和美色的喜好，口腹都想盡量享受肉類的美味，身體安於逸樂，而心裏則誇耀權勢和才能的虛榮，這種習俗浸漬民心已經很久了。即或是用老子微妙的言論挨家挨戶去勸說，也終究不能解決問題。所以最好的辦法是讓他們照原樣去發展，其次是因勢利導；再其次是製定規章。讓他們規規矩矩地遵守；最下策是與民爭利。
太行山以西盛產木材、竹子、樹、野麻、旄尾、玉石；太行山以東多有魚、鹽、漆、絲、音樂和美女；長江以南出產楠木、梓木、薑、桂、金、錫、鉛礦石、朱砂、犀牛、瑇瑁、珠璣、象牙、皮革；龍門山、碣石山以北多產馬、牛、羊、氈裘、筋角；山上出產銅、鐵，產地往往不出千裏，有如棋子那樣密布：這是各地產品的大致分布情況。這些都是中原人民所喜好的，日常生活中穿著、飲食、奉生、送死所必要的物品。因此要依靠農民（種地）才能有吃的，依靠手工工匠才能（製成）成品，依靠商賈才能有貨物流通。這難道有政治教令征發人民使他們約期集會嗎?人們各自從事能發揮自己才能的工作，各自盡自己能盡之力，以此獲取自己所想得到的東西。所以，此處物賤，就找貴的地方去賣；此處物貴，就找賤的地方去買。各行各業的人都努力幹好自己的工作，熱愛自己和行業，這樣就象水往低處流、日夜無休止一樣。人們不用誰來召集，自己就會聚在一起，不用誰下令百姓就會生產出來。這難道不是符合道理，而且是自然發展的證明嗎?
《周書》說：“農夫不耕作就缺乏食物，工匠不做工就缺乏百事，商人不經商就缺乏食物、百事和財錢，虞人不開發山澤資源就缺乏財物。”財錢缺乏就不能開發山澤資源了。這四樣，都是百姓衣食的本源。本源大就富饒，本源小就會貧乏。對上來說國家富足，對下來說自家富足。貧富全憑自己，沒有人搶奪也沒有人施與，但機巧的人就有富餘，笨拙的人就有所不足。所以薑尚封於營丘，封在不適於耕種的鹽堿地，百姓較少，於是薑尚鼓勵那裏的人從事手工紡織一類的活兒，人們做得極其精巧，又發展魚鹽貿易，不久四方的人和物都歸附於他，大家帶著包，趕著車來販運東西。所以齊國領導天下，東海和泰山之間的諸侯國都整理衣袖，前來朝拜。後來齊國中衰，管仲重整薑尚的政策，設立掌管錢幣的官府，於是齊桓公得以稱霸，多次會合諸侯，使天下一切得到匡正。而管仲曾築三歸台，位居“陪臣”，卻比諸侯之君還富足，因此，齊國的富強一直延續到威王、宣王時期。
所以管子說：“糧庫充實了百姓才懂得禮節，衣食富足了百姓才懂得榮辱。”禮節生於富有而廢於貧窮。因此君子富足，就能施行他的德性；小人富足，就能適當地用自己的勞力。水深則魚兒在那裏生長，山林深則野獸到那裏去，人富足了仁義才會依附於他身上。有錢的人得勢就越發顯貴，失勢時連作客都無處可去，因勢而不快樂的情形。在夷狄則更為厲害。俗語說：“家有千金的人，不會犯法受刑，死於街市。”這不是一句空話呀。所以說：“天下熱熱鬧鬧，都是為利而來；天下紛紛亂亂，都是為利而往。”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家之君，尚且還擔心貧窮，何況是普通平民，編入戶冊的百姓呢?
賞讀
本文論述了為積累財富而努力發展生產和貿易，對於改善人民生活、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和鞏固國家統治的作用，並指出不斷發展生產和貿易是符合客觀發展規律的。司馬遷很早就注意到社會的經濟生活，認識到發展生產和積累財富的重要意義，這是很可貴的，值得充分肯定。不過，文中把人分成“君子”和“小人”，是依照當時的統治階級的標準來劃分的，“人富而仁義附”的觀點，過分強調了財富對人的品德形成的作用，而忽視了思想教育的作用。
陳涉世家（節選）——《史記》
題解
見《史記》。秦朝末年，廣大農民不堪暴政，陳勝（字涉）、吳廣首先在大澤鄉揭竿而起，發動了我國曆史上第一次農民戰爭。義軍得到各地民眾熱烈響應和支持，力量迅速擴大，給秦王朝以沉重打擊。此文詳細而係統地記述了這次起義的原因、經過和結局。作者肯定陳勝在推翻秦朝政權中的巨大作用。故陳勝雖僅稱王六月，作者亦將其列為“世家”。
原文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吳廣者，陽夏人也，字叔。陳涉少時，嚐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誌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