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蒼頡造字的時候，他把為自己盤算的叫做私，把與私相背的叫做公，公私的相對立，是蒼頡早已知道的。現在卻認為公私利益相同，是沒有明察造成的禍患。那麼為個人打算，沒有比修養品德、學習文學的辦法更好了。品德修養好了就可以被君主信任，被君主信任就可以獲得官職；文學學習好了就可以成為明師，成為明師就可以顯貴榮耀。這是個人最美滿的事了。但是沒有功勞卻獲得官職，沒有爵位卻顯貴榮耀，如此治理政事，國家就一定會混亂，君主的地位也一定會麵臨危險。所以互不相容的事情，是不能並存的。殺敵的受獎賞，卻又重視仁慈的品德；攻克敵城的受爵祿，卻又信奉兼愛的學說；用堅甲礪兵的辦法來防備戰禍，卻又讚美寬袍大袖的服飾；富國靠農民，禦敵靠士卒，卻又尊崇研究經典的儒生；不用那些尊君守法的人，卻去豢養遊俠刺客之類的人。象這樣做，想求得國家的太平和強盛是不可能的。國家太平時收養儒和遊俠，戰爭到來時卻要用甲士，國家給予利益的人，不是國家所要用的人，國家所要用的人，卻得不到國家的利益。所以從事耕戰的人荒廢了自己的事業，而遊俠和儒生卻一天一天地多起來。
況且社會上所說的賢，指的是忠貞誠信的行為；所說的智，指的是那些深奧玄妙的言辭。深奧玄妙的言辭，就是智慧極高的人難以理解。現在為民眾製定法令，竟使用連智慧極高的人也難以理解的言辭，那麼百姓就沒法懂得它。連糟糠都吃不飽的人不會去追求精美的飯食；連粗布短衣都穿得破損不全的人，不會去渴望有刺繡的華麗服裝。治理國家大事，如果急切的事情還沒有辦好，那麼可以從緩的事情就不必忙著去辦。現在用來治國的政治措施，那些民間習以為常的事理，或是普通男女都明白易知的道理都一概不用，卻去好慕智慧極高的人也難以理解的言辭，這種作法跟正確的治國之道是違反的。所以那些深奧玄妙的言辭，不是百姓所需要的。至於尊崇忠貞誠信的行為，就必須尊重誠實不欺的人，其實誠實不欺的人，也沒有使人不搞欺騙的辦法。平民百姓相互交往，沒有富厚的錢財可以互相利用，也沒有權勢可以互相威脅，所以才尋求誠實不欺的人。現在君主處於統治別人的地位，擁有整個國家的財富，握掌著重賞嚴罰的大權，可以處理好用術所洞察到的問題，即使有田常、子罕一類的臣子，也不敢進行欺騙，為什麼要期待誠實不欺的人呢?當今忠貞誠信的人很少，而國內需要的官吏卻數以百計，如果一定要任用忠貞誠信的人那麼忠貞誠信的，人數不能滿足官職的需要。人數不能滿足官職的需要，那麼能夠把政事治理好的人就很少，而會把政事搞亂的人就多了。所以英明君主的治國之道，在於專一地用法而不追求用智，堅定地用術而不崇尚誠信，這樣法治不會敗壞，而群臣也不會有奸詐的行為了。
現在君主對於言談，總是喜歡巧言善辯而不追究它是否正確；用人做事，隻是欣賞他的虛名而不責求他的功效。所以天下的人們，那些擅長言談的都致力於巧言善辯卻不切合於實用，所以導致稱頌先王、高談仁義的人充滿朝廷，可是國家的政局仍不能免於混亂。那些所謂注重自身道德修養的人，競相標榜清高，卻跟國家提倡的耕戰之事背道而馳，所以真正有才能的人便隱居深山，歸還君主的俸祿而不願意接受，致使國家的兵力免不了削弱。國家的兵力不能免於削弱，國家的政治不能免於混亂，這種局麵造成究竟是什麼原因呢?是由於人們所稱讚的，君主所尊崇的，都是使國家混亂的做法。現在國內的百姓都在談論治國的問題，收藏商鞅、管仲關於法令著述的入幾乎每家都有，可是國家卻越來越窮，這是因為空談農耕的人多，而真正種地的人少；國內的百姓都在談論軍事的問題，收藏孫子、吳起兵書的人幾乎每家都有，可是國家兵力卻越來越弱，這是因為空談打仗的人多，而真正披甲上陣的人少。所以英明的君主要使民力進行耕戰，不聽信他們空談；要獎賞耕戰的功勞，堅決製止對國家無用的活動。這樣百姓就會竭盡死力來報效君主。耕地用力是很勞苦的，可是百姓中從事農耕的都願意幹，他們說：可以由此富足起來；打仗的事情是很危險的，可是百姓中參軍打仗的人都願意幹，他們說：可以由此獲得顯貴。現在研究文學，熟悉言談，沒有農耕的勞苦卻享有富足的實惠，沒有征戰的危險卻獲得顯貴的尊位，那麼人們誰不樂意這樣幹呢?結果許多人去從事智辯活動，極少的人從事耕戰。從事智辯的人多了，法治就會敗壞；從事耕戰的人多了，國家就會貧窮。這是社會所以混亂的原因。
所以英明君主的國家，擯棄古代的經典，而以法令做教材；禁絕先王的言論，而以官吏為教師；製止遊俠刺客的凶悍活動，而把殺敵立功視為勇敢。所以國內的百姓，那些擅長言談的人一定要遵循法令講話，從事勞動的人讓他們都回到農業生產中去，逞勇的人讓他們全部到軍隊中去服務。這樣太平時期國家十分富足，戰爭時期兵力也很強盛，這就是統一天下的資本。既積蓄了統一天下的資本，又能利用敵國的弱點，那麼超過五帝趕上三王，一定要采用這一種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