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節：星空老和尚舊話
我與退居的老和尚很有緣的，寺院為了整理老和尚親身經曆的一些管理寺院的文獻，讓我負責記錄整理。我得以親近本山長老星空大師。老人家是個直性子的老實人，八十高齡，很平易近人。從老人家的口述文句中，我們可以想象老人家走過的時代速影，也折射出佛教的曆史背景。老人家的話，平白實在如話家常，真實可信。
現收錄我的整理文獻，如下，題為《我與寒石寺》。
我與寒石寺
一、初來寒石寺的我：悶著頭幹，鐵下心管
1963年那年，我43歲，昆城市統戰部、宗教處和佛教協會的領導派我到寒石寺來做監院那時的寒石寺沒有現在這樣氣派，就連我現在住的方丈室等大多數地方，還都不是寒石寺的。當時的寒石寺隻是包括服務部（現羅漢堂對麵的工藝賣品部）、客堂和藏經樓這麼大點的地方。“文革”以前，從外麵一看，就一口井，一個藏經樓。現在的小賣部在當時是長著冬青樹、山芋、“雪裏紅”菜的菜地。
僧人們都是從昆城市內的鄉下小廟裏集中過來的。當時的方丈叫通如，住在東側。另有韶一、昆山兩位法師——韶一賣門票，三分錢一張，住在西北麵；昆山幹閑雜活兒，住在現在的長著黃楊樹的那個地方。平日裏大家要吃水的話，就到那口井裏去吊。
我來寒石寺之前，在西園寺做僧值，在安上老法師統領下，學修自在，不需操太多心。昆城市佛教協會的領導把我從西園寺抽調來寒石寺當家，我很猶豫——我知道寒石寺廟不太大，生活很困窘，十分擔心自己會不能勝任。最終宗教處還是把我調來了。當時的廟確實並不好管。韶一是四川人，脾氣不太好，整天幹些雜七雜八的事，常在廟門口賣小說書賺點零化錢，還看相算命的，很讓人頭痛。通如老和尚不管事，人是個好人，遇事哈哈過，啥事都落到我頭上。我一去管韶一，他就跳，說你還管我？
“屋漏偏逢連天雨”。到寒石寺之後，寒石寺的房子好像要看看我的道行似的，三天兩頭的，不是這兒漏點雨，就是那裏瓦破牆塌。而按當時的製度，超過五元錢的開支，就一定要打報告到宗教處去審批。記得有一次我自作主張買了把大剪子，去修剪冬青樹。通如老和尚知道後，就責怪我太膽大。當時我手上又沒錢，要買黃沙、買磚瓦，就隻好跑到西園寺去找安上法師求救。我當時身體好，用兩個蕃箕到西園去挑磚瓦，一天好幾個來回都不累。回來和泥、修牆和鋪瓦，還要小心兩腳不能踩到底瓦上，以防踩壞漏雨。每逢上麵來客人要接待，就得找居委會，幫助打掃衛生，接待以後就又一如既往，恢複原狀，沒什麼大事件了。
剛來的那一段時間，寺務繁忙，人又難管，廟窮缺錢，我就又跑到西園寺去找安上法師理論，說寒石寺我弄不了！要求回來，安上法師不讓。我就又隔三差五地去看望他老人家，傾聽他教誨開示。有時上麵來領導或居士帶東西供養安上法師的，安上法師卻把它布施給我，又一麵好言相慰。
不久，來了兩個和尚，一個叫妙華，一個叫月波，是昆城城裏來的，有俗家老小，硬軟不吃。我便吃住他們打掃衛生，他們不掃，演林老法師主動代掃。妙華喜歡下棋，上街去下到吃飯也不回來，讓人去叫，還發脾氣；俗家有人生病了，有困難，來吵著要我補貼，說家裏窮，沒錢。月波有氣喘病，在楓江樓賣茶、賣碑貼；看到爐子上的茶水開了也不去灌，我管他，他卻到安上法師那告我的狀，反怪我不幫他灌水，橫豎亂告；他吃飽了，有時還要帶點回俗家去，我隻好睜一眼、閉一眼。在這樣的情況下，我隻能知難而上：悶著頭幹，鐵下心管。
二、極“左”思潮衝擊下的寒石寺，靠賣大糞來補貼生活
六十年代初的寒石寺，不但蒙著困難時期的陰影，而且當時社會上有個不正確的認識——認為宗教理論是反動的，和尚屬剝削階級範疇，宗教不可以為社會服務，和尚要通過教育改造以後才能為社會做點有益的事。上麵的幹部來到寺院裏，就是這麼麵對麵地教訓我。每個星期，佛協都要求全市的僧尼集中到華嚴寺（現為昆城市景德路察院場郵電局）學習。學習的內容是佛教是迷信，僧人挨個兒要自我批評，大罵自己一通——迷信職業者，屬剝削階級的同路人。以後三、四年，就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那是1966年，我45歲。
為了解決寒石寺常住僧人的吃飯問題，我想出了一個賣碑貼的法子。碑貼由碑房處拓下，是由月波在楓江樓賣茶代賣的。有時來些日本人，在一旁等著拓，生意也漸漸多起來了，特別是清朝俞樾所書的張繼詩碑，倍受歡迎。賣碑貼的事一天比一天紅火，旅遊局的人看得動了心思，不肯讓和尚賣，他們要來拓碑賣貼，為這事插手、爭奪。
那時的宗教處長叫高其誌，是位老幹部，現在還健在。我到宗教處找他反映情況，告訴他寒石寺的生活來源：一是靠三分錢一張的門票；二是靠賣碑貼，五角錢一張。若碑貼不讓和尚賣，我們生活沒著落，經濟來源何處來？高處長答應去查點，但並不說好醜。後為這事我又跑過好幾趟，賣碑貼的權總算收回來，讓寒石寺賣。
光靠這兩項收入，是解決不了五、六個和尚的吃飯問題的。我又想出了賣大糞的法子，就是現在素齋館後麵的廁所裏的大糞。每逢春三月，我們把大糞挑到鄉下賣給農民。大糞雖然賣出去了，但收不到現錢，三番五次地催要，結果弄了些稻草來抵錢。
現在的寒山別院，原來也是寒石寺的，南側的一條河叫紙漿河，華盛造紙廠的工業廢水往河裏排。當地人從河裏撈廢紙漿，借寒山別院的地皮，做成餅粑粑曬幹，賣，也送些給寒石寺賣錢，抵地皮租金；做紙的稻草腳子，也撈上來曬幹，賣給城裏人燒火，也送些給我們。這樣可解決燒草問題。
其實，在那個時代，不光是寒石寺的和尚生活困難，全國人民的生活都很困難。今天寒石寺的好日子，是黨的改革開放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好政策帶來的，我們要當好和尚撞好鍾，隻有國富民強，和尚才能安心念經，如法修行。
三、“文化大革命”初，寒石寺的劫難
1966年，我45歲，是人到中年的黃金時代。但國家不幸，發生了“文化大革命”的災難。不象現在這樣：宗教信仰自由，寒石寺的佛教文化事業蒸蒸日上，和尚參政議政，成為管理國家的主人。所以你們年輕的法師一定要愛國愛教，走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道路。為了讓你們珍惜現在的大好時光，現在給你們講講“文化大革命”中我們這些老和尚是怎麼走過來的。
“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靈岩山的佛像首先被打掉了，接著附近尼師住的寺院裏的佛像也被打掉了。情況一天天地嚴重了，我們在寒石寺裏整天聽到外邊“乒乒乓乓”的嘈雜聲，和“造反有理，革命無罪”的口號聲。寺院外的紅衛兵叫嚷著要向我們這些“和尚走資派”奪權，但寒石寺的和尚們在這時抱定誓死保護寺院的決心，任由他們軟硬兼施，死守廟門，防止他們進來搞破壞。
還是安上法師有智慧，叫我們把大門關上，佛像封好。當時佛像——羅漢堂內供著西方三聖，空海堂供著觀音菩薩——一律封好，在門上貼上“遊客止步”或“禁止參觀”等字樣。這樣一來對遊客開放的，就隻限於現在羅漢堂對麵的小賣部，當時叫旃檀園的。中午，我在羅漢堂打坐照應，他們或小睡、或下棋、或賣水，大家齊心協力地來保護寒石寺。
偏巧在這個時候，發生了一件在當時說不清的事情，——有個日本人的遊客，來買碑貼——大概是開車子的人彙報上去的，加了個帽子說是和尚用報紙包的什麼機密文件，泄露給日本人了。上麵來人嚴查核實，要求馬上彙報日本人來寺裏的準確時間和他所說的每一句話——都要如實地詳細地彙報。
日本人買碑帖的事件過後沒幾天，紅衛兵叫通如和我一起到華嚴寺去開會。我預感到什麼事情要發生，心上七上八下的，曉得不好，又不知道個究竟。
一跨進華嚴寺的門，還沒看清，就有人把我裝材料的包一把奪去，扔在一邊，讓鞠躬。要九十度彎腰，不讓抬頭；一邊聽著“你們剝削分子”的叫罵喧囂，說和尚是寄生蟲、放毒。仔細瞅瞅，西園的安上法師在，明開法師也在，還有一些二堂尼師。從早上九點左右開始鞠躬，一直鞠到下午兩點多鍾，一開始還能堅持，可時間一長就不行了——腰疼得爬不起來。做得稍微慢了一點，他們就拿東西抽。就是這個樣子搞的，我至今仍記憶猶新。（說到鞠躬，性老情不自禁地拄杖蹣跚起身，做一個彎腰垂手的姿勢，我感覺他身心在顫栗，他雙目溢滿憤怨與驚恐，我隱約感到“文革”這場劫難在一個出家人心靈和肉體上留下了怎樣不可磨滅的傷痛，乃至抽搐至今，真是讓人膽寒生驚，我的額頭不禁滲出一層冷汗。）有些尼師穿得幹淨整潔，造反派強迫她們脫光了鞋，在地上爬著走，還要被打。罵她們躲到廟裏，睡避風港，享清福，是典型的資產階級剝削分子，正是革命的對象。出家人沒有說話的理，隻有被造反有理。
兩點多鍾了，我們飯也沒吃，腰痛得要命——最後還是安上法師向造反派們求情，請寬容一點，造反派頭子念及“寄生蟲”可憐，讓我們滾，大罵一通相送。
我當時手上有張月票，被他們翻到了，一把搶過去，罵著“剝削分子，還買月票！”。
四、內憂外患
在華嚴寺院一炮鬥、一炮弄的，回來一看，大殿的佛像被打壞了，我寮房裏也是一片狼藉，連地板也被敲翻了個遍。到處都貼滿了什麼革命派、紅衛兵造反派的標語，上麵寫的是：“打破封建迷信的意識形態”、“限期交出所有財務賬目”等等。
當時的會計姓方，是街上的在家人，宿舍就在現羅漢堂的角樓裏，和演老住一起。那時每月都做財務報表公開，很透明，大家都知道，沒有什麼錢。可造反派非要“交帳”不可，通如也氣得不開口——本來就沒有什麼生活來源嘛！紅衛兵夜裏爬牆過來撬鎖，說是封建的東西，就要堅決鏟除。日裏夜裏，我們總是心神不寧，生怕會發生什麼事，真是一夜十驚，寢食難安啊。
出於對時局和寺務的不了解，家裏的韶一、昆山、月波他們時常到安上法師處亂告狀、探風聲——那時人人心都不安，和尚內部也成立了造反派，是紅衛兵組織的。也有些老和尚也糊塗，隨風倒，揭露僧人的內部事件，亂寫大字報。更可氣的是當時，有一個叫月發的鄉下和尚，是趕經懺的，竟跑來鼓動寒石寺院的造反派鬧到西園去，畜謀打西園寺的佛像，但是被大家識破了，沒有成功。北京也來了個造反派頭子，跑來煽風點火，說我也是當權派、走資派，惑眾鬥我。唉，當時就是這個樣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