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錦熙先生提倡國語的誦讀教學，魏建功先生也提倡國語的誦讀教學。魏先生是台灣國語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他為“中國語文誦讀方法座談會”的事寫信給我，說“台省國語事業與國文教學不能分離，而於誦讀問題尤甚關切”。黎先生也曾說“訓練白話文等於訓練國語”，因而強調誦讀教學。黎先生的話和魏先生的話合看，相得益彰。在語言跟國語大不相同的台灣省，才更見出誦讀教學的重要來。國語對於現在的台灣同胞差不多是一種新的語言；學習新的語言，得從“說”入手；但是要同時學習“說”和“寫”，就非注重誦讀教學不可。
誦讀教學在一般看來是注重了解和寫作，黎先生的意見，據報上所記，正是如此。魏先生似乎更注重誦讀對於說的效用，就是對於口語的效用。這一層是我們容易忽略的。
我們現在學習外國語，一般的倒是從誦讀入手，這是事實。
照念的“說”出來，雖然不很流利，卻也可以成話。這可見誦讀可以幫助造成口語。但是我們學習國語，一般的是從“說”入手。這原是更有效的直接辦法。不過在台灣這種直接法事實上恐怕一時不能普遍推行，所以就是撇開“寫”單就“說”而論，也還得從誦讀入手。我猜想魏先生的意思是如此。
我因此卻想到一個更大的問題，就是“文學的國語”的問題。胡適之先生當年寫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提出“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兩個語。他說“文學的國語”要由“國語的文學”產生。這是不錯的。到現在三十年了，“國語的文學”已經伸展到小公務員和小店員群眾裏，區域是很廣大了，讀眾是很不少了，而“文學的國語”雖然也在成長中，卻似乎慢些。就是接觸國語文學最多最久的知識青年這階層，在這三十年裏口語上似乎也並沒有變化多少，沒有豐富多少，這比起國語文學的發達，簡直可以說是配合不上。我想這種情形主要的是由於國語的文學有自覺的努力，而文學的國語隻在自然的成長。現在是到了我們加以自覺的努力的時候了，這種自覺的努力就是誦讀教學。
現在我們的白話文，就是國語文學用的文字，夾雜著一些文言和更多的歐化語式。文言本可上口，不成大問題；成問題的是歐化語式，一般人總覺得不能上口；加以非難。他們要的是順：看起來順眼，聽起來順耳，讀起來順口。這裏是順口第一；順口自然順耳，而到了順耳，自然也就順眼了。
所以不斷的有人提出“上口”來做白話文的標準。這自然有它的道理，白話本於口語，自然應該“上口”。但是從語言的成長而論，尤其從我們的“文學的國語”的成長而論，這個“上口”或“順口”的標準卻應該活用；有些新的詞彙新的語式得給予時間讓它們或教它們上口。這些新的詞彙和語式，給予了充足的時間，自然就會上口；可是如果加以誦讀教學的幫助，需要的時間會少些，也許會少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