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對於吃飯卻還有另一種實際的看法。北宋的宋郊、宋祁兄弟倆都做了大官，住宅挨著。宋祁那邊常常宴會歌舞，宋郊聽不下去，教人和他弟弟說，問他還記得當年在和尚廟裏咬菜根否？宋祁卻答得妙：請問當年咬菜根是為什麼來著！這正是所謂“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做了“人上人”，吃得好，穿得好，玩兒得好；“兼善天下”於是成了個幌子。照這個看法，忍饑挨餓或者吃粗飯、喝冷水，隻是為了有朝一日可以大吃大喝，痛快的玩兒。吃飯第一原是人情，大多數士人恐怕正是這麼在想。不過宋郊、宋祁的時代，道學剛起頭，所以宋祁還敢公然表示他的享樂主義；後來士人的地位增進，責任加重，道學的嚴格的標準掩護著也約束著在治者地位的士人，他們大多數心裏盡管那麼在想，嘴裏卻就不敢說出。嘴裏雖然不敢說出，可是實際上往往還是在享樂著。於是他們多吃多喝，就有了少吃少喝的人；這少吃少喝的自然是被治的廣大的民眾。
民眾，尤其農民，大多數是聽天由命安分守己的，他們慣於忍饑挨餓，幾千年來都如此。除非到了最後關頭，他們是不會行動的。他們到別處就食，搶米，吃大戶，甚至於造反，都是被逼得無路可走才如此。這裏可以注意的是他們不說話；“不得了”就行動，忍得住就沉默。他們要飯吃，卻不知道自己應該有飯吃；他們行動，卻覺得這種行動是不合法的，所以就索性不說什麼話。說話的還是士人。他們由於印刷的發明和教育的發展等等，人數加多了，吃飯的機會可並不加多，於是許多人也感到吃飯難了。這就有了“世上無如吃飯難”的慨歎。雖然難，比起小民來還是容易。因為他們究竟屬於治者，“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有的是做官的本家和親戚朋友，總得給口飯吃；這飯並且總比小民吃的好。孟子說做官可以讓“所識窮泛者得我”，自古以來做了官就有引用窮本家窮親戚窮朋友的義務。到了民國，黎元洪總統更提出了“有飯大家吃”的話。這真是“菩薩”心腸，可是當時隻當作笑話。原來這句話說在一位總統嘴裏，就是賢愚不分，賞罰不明，就是糊塗。然而到了那時候，這句話卻已經藏在差不多每一個士人的心裏。難得的倒是這糊塗！
第一次世界大戰加上“五四”運動，帶來了一連串的變化，中華民國在一顛一拐的走著之字路，走向現代化了。我們有了知識階級，也有了勞動階級，有了索薪，也有了罷工，這些都在要求“有飯大家吃”。知識階級改變了士人的麵目，勞動階級改變了小民的麵目，他們開始了集體的行動；他們不能再安貧樂道了，也不能再安分守己了，他們認出了吃飯是天賦人權，公開的要飯吃，不是大吃大喝，是夠吃夠喝，甚至於隻要有吃有喝。然而這還隻是剛起頭。到了這次世界大戰當中，羅斯福總統提出了四大自由，第四項是“免於匱乏的自由”。“匱乏”自然以沒飯吃為首，人們至少該有免於沒飯吃的自由。這就加強了人民的吃飯權，也肯定了人民的吃飯的要求；這也是“有飯大家吃”，但是著眼在平民，在全民，意義大不同了。
抗戰勝利後的中國，想不到吃飯更難，沒飯吃的也更多了。到了今天一般人民真是不得了，再也忍不住了，吃不飽甚至沒飯吃，什麼禮義什麼文化都說不上。這日子就是不知道吃飯權也會起來行動了，知道了吃飯權的，更怎麼能夠不起來行動，要求這種“免於匱乏的自由”呢？於是學生寫出“饑餓事大，讀書事小”的標語，工人喊出“我們要吃飯”的口號。
這是我們曆史上第一回一般人民公開的承認了吃飯第一。這其實比悶在心裏糊塗的騷動好得多；這是集體的要求，集體是有組織的，有組織就不容易大亂了。可是有組織也不容易散；人情加上人權，這集體的行動是壓不下也打不散的，直到大家有飯吃的那一天。
上海《大公報》，194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