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有自古流傳的兩句話：一是“衣食足則知榮辱”，見於《管子·牧民篇》，一是“民以食為天”，是漢朝酈食其說的。
這些都是從實際政治上認出了民食的基本性，也就是說從人民方麵看，吃飯第一。另一方麵，告子說，“食色，性也”，是從人生哲學上肯定了食是生活的兩大基本要求之一。《禮記·禮運篇》也說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這更明白。照後麵這兩句話，吃飯和性欲是同等重要的，可是照這兩句話裏的次序，“食”或“飲食”都在前頭，所以還是吃飯第一。
這吃飯第一的道理，一般社會似乎也都默認。雖然曆史上沒有明白的記載，但是近代的情形，據我們的耳聞目見，似乎足以教我們相信從古如此。例如蘇北的饑民群到江南就食，差不多年年有。最近天津《大公報》登載的費孝通先生的《不是崩潰是癱瘓》一文中就提到這個。這些難民雖然讓人們討厭，可是得給他們飯吃。給他們飯吃固然也有一二成出於慈善心，就是側隱心，但是八九成是怕他們，怕他們鋌而走險，“小人窮斯濫矣”，什麼事做不出來！給他們飯吃，江南人算是認了。
可是法律管不著他們嗎？官兒管不著他們嗎？幹嗎要怕要認呢？可是法律不外乎人情，沒飯吃要吃飯是人情，人情不是法律和官兒壓得下的。沒飯吃會餓死，嚴刑峻罰大不了也隻是個死，這是一群人，群就是力量：誰怕誰！在怕的倒是那些有飯吃的人們，他們沒奈何隻得認點兒。所謂人情，就是自然的需求，就是基本的欲望，其實也就是基本的權利。
但是饑民群還不自覺有這種權利，一般社會也還不會認清他們有這種權利；饑民群隻是衝動的要吃飯，而一般社會給他們飯吃，也隻是默認了他們的道理，這道理就是吃飯第一。
三十年夏天筆者在成都住家，知道了所謂“吃大戶”的情形。那正是青黃不接的時候，天又幹，米糧大漲價，並且不容易買到手。於是乎一群一群的貧民一麵搶米倉，一麵“吃大戶”。他們開進大戶人家，讓他們煮出飯來吃了就走。這叫做“吃大戶”。“吃大戶”是和平的手段，照慣例是不能拒絕的，雖然被吃的人家不樂意。當然真正有勢力的尤其有槍杆的大戶，窮人們也識相，是不敢去吃的。敢去吃的那些大戶，被吃了也隻好認了。那回一直這樣吃了兩三天，地麵上一麵趕辦平糶，一麵嚴令禁止，才打住了。據說這“吃大戶”是古風；那麼上文說的饑民就食，該更是古風罷。
但是儒家對於吃飯卻另有標準。孔子認為政治的信用比民食更重，孟子倒是以民食為仁政的根本；這因為春秋時代不必爭取人民，戰國時代就非爭取人民不可。然而他們論到士人，卻都將吃飯看做一個不足重輕的項目。孔子說，“君子固窮”，說吃粗飯，喝冷水，“樂在其中”，又稱讚顏回吃喝不夠，“不改其樂”。道學家稱這種樂處為“孔顏樂處”，他們教人“尋孔顏樂處”，學習這種為理想而忍饑挨餓的精神。這理想就是孟子說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也就是所謂“節”和“道”。孟子一方麵不讚成告子說的“食色，性也”，一方麵在論“大丈夫”的時候列入了“貧賤不能移”一個條件。
戰國時代的“大丈夫”，相當於春秋時的“君子”，都是治人的勞心的人。這些人雖然也有餓飯的時候，但是一朝得了時，吃飯是不成問題的，不像小民往往一輩子為了吃飯而掙紮著。因此士人就不難將道和節放在第一，而認為吃飯好像是一個不足重輕的項目了。
伯夷、叔齊據說反對周武王伐紂，認為以臣伐君，因此不食周粟，餓死在首陽山。這也是隻顧理想的節而不顧吃飯的。配合著儒家的理論，伯夷、叔齊成為士人立身的一種特殊的標準。所謂特殊的標準就是理想的最高的標準；士人雖然不一定人人都要做到這地步，但是能夠做到這地步最好。
經過宋朝道學家的提倡，這標準更成了一般的標準，士人連婦女都要做到這地步。這就是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句話原來是論婦女的，後來卻擴而充之普遍應用起來，造成了無數的慘酷的愚蠢的殉節事件。這正是“吃人的禮教”。人不吃飯，禮教吃人，到了這地步總是不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