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見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日美國《土曜文學評論》，專欄作家多羅色·湯姆生女士（DorothyThompson）作。
我讀羅素·達文鮑特（Russell Davenport）《我的國》時，自己有一種觀察，從這種觀察想起了許多話。這種觀察就是：
五年前達文鮑特不會寫這篇詩，五年前批評家會將它撕成碎片，說是“過甚其辭”，“主於勸教”，“火氣太大”。這種觀察可與事實配合起來看——事實是這篇包羅萬象的長詩一星期銷到兩千本，學生、工人、商人，搶著讀，讀時滿眶眼淚，和我一樣，他的心裏充滿了感謝。（譯者別有一文介紹《我的國》，見《時與潮文藝》三十四年三月號，又楊因翰先生有全譯本，中外出版社印行。）還有些值得觀察的別的事。巴黎解放後開秋季沙龍時，青年巴黎藝人反對皮卡梭（Picasso）的畫，叫著“解釋！解釋！”他們要那位偉大的藝術家解釋的是什麼呢？照我看，在法國困難之後，他自然還該像從前一樣作畫。他的“古尼卡”那幅畫是一變；這位近代的天才企圖在畫布上描出生活的麵目的可怕的表現。但是法國民族經過種種劇烈的憂懼，內外生活根本動搖，皮卡梭卻還憑著他在戰前、占領前的同樣的神秘的智慧回到他們當中，那自然是不夠的。
假如我可以在藝術範圍外舉別的例，我要舉我自己。在這一回總統競選中我有過一回演說，據說很驚人；演辭發出五十多萬份，還有要的。在五年前我不能也不會有這番演辭。
感動人，並且似乎感動人很深的，不是演辭的前一部分；那一部分隻是敘述事實，像律師的節略一般，我隻希望那是些合理的，真實的話。但是後一部分卻表現了對於一個厭倦的，負擔過重的人，對於多少厭倦的，負擔過重的民眾的，一種宏深而嚴肅的情感。我“膽敢”——回想起來，真是大膽，雖然我當時並不覺得如此——用那一向稱為“講壇式”的表現，這種表現方式在演說台上，廣播機前已經廢止了差不多三十年。
假如我們將眼光轉到蘇聯，我們可以看到類似的事情進行著。在列寧格勒之圍裏，蕭斯塔柯維茲（Shostakovitch）寫出他的《第七交響曲》；這部交響曲從那時以後，成為戰爭藝術最有力的表現之一，不但為了俄國人，並且為了聯合國一切人。但是從如此能夠表現我們時代的這部交響曲，卻看出那傳統的，那情感的，那“偉大的行列”是回來了。
早期的共產黨諸領袖曾經企圖將純粹的知識群放在新環境中運用，但是在現時種種進攻、爭鬥、死亡、毀滅、怕人的、驚人的、灼人的經驗中，已證明純粹的知識群簡直不夠用。俄國已經使一般英雄複活了；這中間有許多原是馬克思所詛咒的，有許多原是三十年來全俄青年用的教科書裏所詛咒的。記得在一個俄國學生的日記裏，那學生表示要“向那些老沙皇唾口水”；記得他是從一個故事中讀到那些老沙皇，但是日記出世時，那種故事已經絕跡了。可是現在，教美國急進派擔心的是彼得大帝，伊凡第四，加賽林大帝，都又成了民族英雄了。他們擔心這些人從過去裏複活起來，會引起反動的局麵，這個想著也有些道理。從這些英雄的複活，卻又看出人們在渴求偉大，在渴求對於無時限的連續性和曆史命運的意識，沒有這種種，現在的苦難會教人忍受不住的。
我隨手舉的這些例子是根本的變化的一些象征。許多左翼的人會說這些是退步的標誌，但是也怪，那些人民自己的態度正相反，他們一邊努力於“人民的民主”，要使人民廣泛參加我們的社會的經濟的生活的一切方麵。同時要求藝術的表現；這種表現原是群眾向來不去領會也不能領會的。實際上藝術從不曾像過去三十年這樣和民眾的生活分家。詩人為別的詩人寫詩，畫家為別的畫家和畫商作畫，民眾的藝術隻有大樂曲中零星采用的調子——跟笑劇、電影。
奇怪的是最神秘的藝術卻自稱為“革命的”。這種藝術決不是革命的，多半是陰柔的，內轉的，至多是反叛的——而反叛和革命怎麼說也不是一回事。久特羅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從不會寫作一首革命的詩，因為她所寫的都不能鼓動人心——除了神秘性的人，就不能啟發別個。一切革命的藝術不要為藝術的藝術，隻要為人生的藝術。急進派所稱為急進的藝術實在是一塊不毛之地，藝術的精華已竭。這種藝術聰明，熟練，訴諸智力，可供裝飾，小巧，是一座象牙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