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不管這些，照前述理由，我總想著白話運動的趨向是不錯的。
四
我總想：中國決不會因為使用那種猥雜的語言，作那種不文學的文章，就永久產生不出藝術的詩與戲曲。凡過渡的東西，一般人常以為新奇、猥雜。不獨語言如此，像在日本，在現在中國的樣子，汽車與民眾生活乖離，成為嗟怨之標的，成為“普羅文學”的對象，這種時代豈不也有嗎？又像現在中國女子高跟鞋成了問題一樣，在日本，女子斷發洋裝的事是如何不合社會環境而受非難嗬。可是日子久了，生活式樣與新的生活式樣以及新的概念調整了，從前認為新奇的便不新奇了，感著猥雜的也像沒有那樣猥雜了。
這種情形在中國也一樣。不單是任憑那樣的自然淘汰，還可設法普及教育並統一語言，應用注音符合等音標文字以補足有音無字的缺陷；那麼接觸新時代的思想感覺而仍不失中國的特質的文學，一定會產生。
過渡期的亂雜在日本也麻煩過來著。十四五年前，說“因為跟他在公開的席上有一兩回坐在一處，忽而攀談，從此便熟起來了。”——如此說便明白的事情，若改說“公開的席上有一兩回因為空間的距離，偶然會認識了他。”這樣的表現形式，便算是所謂新人物的表征了。
以意為之的事也許有；但外國人的我們所望於中國文壇的是發表中國色彩濃厚的作品。我們推重魯迅的作品，決非為了他對於現代文化觀點之精，而是為了他作品中滲透了非中國人寫不出的，中國人的生活意識及世界觀。佳作也許總帶著民族味的。話雖如此，將舊來的表現形式不管三七二十一照原樣使用，我們卻是一點不盼望。我們深知“連結二點之線乃二點間最短距離是也”（二點ヲ結ブ糸泉分ハ二點間，最短距離ニテ候）等表現形式之無理，決不至於要求中國文壇作同樣的蠢事。
我與國人皆為現在中國語文的猥雜悲，可是確信，過了這好比生產之苦似的過渡期，前途是光明的。
日本竹內氏等辦中國文學研究會，出版《中國文學月報》，以介紹批評新文學為主。現已出到第九號。本篇見第八號中，雖簡略不備，但所提出的問題是很有趣很重要的，著者非會員，原在外交部，現在東亞學校服務，有《中國支那學研究的現狀與動向》一書。未見。
1936年1月，譯者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