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所謂現代語，以《紅樓夢》為標準，而輔以《兒女英雄傳》。這兩部小說所用的純粹北平話。雖然前者離現在已經二百多年，後者也有六七十年，可是現代北平語法還跟這兩部書差不多，隻是詞彙變換得厲害罷了。這兩部書是寫的語言，同時也差不多是說的語言。從這種語言下手，可以看得確切些：第一，時代確定，就沒有種種曆史的葛藤。《馬氏文通》取例，雖然以韓文為斷，但並不能減少這種葛藤。因為唐以後的古文變化少，變化多的是先秦至唐這一大段兒。國語文法若不斷代取例，也免不了這種葛藤，如“我每”“我們”之類。
近年來丁聲樹先生、呂叔湘先生對於一些詞的古代用例頗多新的貢獻（分見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及華西大學《文化研究所集刊》），足以分解從前文法語法書的一些葛藤；但是沒有分解的恐怕還多著呢。第二，地域確定，就不必顧到方言上的差異。北平語一向是官話，影響最廣大，現在又是我國法定標準話，用來代表中國現代語，原是極恰當的。第三，材料確定，就不必顧到口頭的變化。原來筆下的說的語言和口頭的說的語言並非一種情形；前者較有規則，後者變化較多。
小說和戲劇的對話有時也如此的記錄這種口頭的變化，不過隻偶一為之。說話時有人，有我，有境，又有腔調，表情，姿態等可以參照，自然不妨多些變化。研究這種變化，該另立“話法”一科；語法若顧到這些，便太瑣碎了。本書取材限於兩部小說，自然不會牽涉到這些。——範圍既經確定，語言的作用和意義便可以更親切的看到。王先生用這種語言著手建立他的新係統，是聰明抉擇。而對於這時代的人，現代語法也將比一般的語法引起更多的興趣。
本書也參考外國學者的理論，特別是葉斯泊生及柏龍菲爾特。這兩位都是語言學家，對於語法都有創見。而前者貢獻更大；他的《英國語法》和《語法哲學》都是革命的巨著。本書采取了他的“詞品”的意念。詞品的意念應用於著重詞序的中國語，可以幫助說明詞、仂詞、“謂語形式”、“句子形式”等的作用，並且幫助確定“詞類”的意念。書中又采取了柏龍菲爾特的“替代法”的理論（原見《語言》一書中），特別給代詞加了重量。代詞在語言裏作用確很廣大，從前中外的文法語法書都不曾給它適當的地位，原應該調整；而中國語法的替代法更見特征，更該詳論。書中沒有關係代詞一目，是大膽的改革。關係代詞本是曲為比附，不過比附得相當巧妙，所以維持了五六十年。本書將從前認為關係代詞的“的”字歸入“記號”，在那“的”字上麵的部分歸入“謂語形式”或“句子形式”，這才是“國文風味”呢。
書中《語法成分》一章裏有“記號”一目。從前認為關係代詞的“的”字、名詞代詞和靜詞下麵的“的”字；還有文言裏遺留下來的“所”字，從前也認為關係代詞，楊遇夫先生定為被動助動詞——這些都在這一目裏。這是個新意義，新名字。我們讓印歐語法係統支配慣了，不易脫離它的窠臼，乍一接觸這新意念，好像沒個安放處，有巧立名目之感。繼而細想，如所謂關係代詞的“的”字和“所”字，實在似是而非——以“所”字為被動助動詞，也難貫通所有的用例；名詞下麵的“的”字像介詞，代詞下麵的像領格又像語尾，靜詞下麵的像語尾，可又都不是的。本書新立“記號”一目收容這些，也是無辦法的辦法，至少有消極的用處。——再仔細想，這一目實在足以表現中國語的特征，決不止於消極的用處。像上麵舉出的那些“的”字，和“所”字，並無一點實質的意義，隻是形式；這些字的作用是做語句的各種結構成分。這些字本來是所謂虛字；虛字原隻有語法的意義，並無實質的意義可言。但一般的語法學家讓“關係代詞”、“助動詞”、“介詞”、“領格”、“語尾”等意念迷惑住了，不甘心認這些字為形式，至少不甘心認為獨立的形式，便或多或少的比附起來；更有想從字源上說明這些字的演變的。這樣反將中國語的特征埋沒了，倒不如傳統的講法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