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庭雜樹多,偏為梅谘嗟。問君何獨然?念其霜中能作花;霜中能作實,搖蕩春風媚春日。念爾零落逐寒風,徒有霜華無霜質!

“實”韻正是跨句韻;但這首詩隻是轉韻,不是間韻。現在新詩裏用間韻很多,用這種跨句韻也不少。

任二北先生在《詞學研究法》裏論“諧於吟諷之律”,以為押韻“連者密者為諧”。他以為《酒泉子》那樣押韻嫌“隔”而不連,《西平樂》後半闋“十六句隻三葉韻”,嫌“疏”而不密。他說這些“於歌唱之時,容或成為別調,若於吟諷之間,則皆無取焉”。他雖隻論詞,但喜歡連韻和密韻,卻代表著傳統的一般的意見。我們一向以高響的說話和歌唱為“好聽”(見王了一先生《什麼話好聽》一文,《國文月刊》),所以才有這個意見。但是現代的生活和外國的影響磨銳了我們的感覺;我們尤其知道詩重在意義,不隻為了悅耳。那首《酒泉子》的韻倒顯得新鮮而不平凡,那《西平樂》一調的疏韻也別有一種“諧”處。《詞律拾遺》卷六收吳文英的《西平樂》一首,後半闋十六句中有十三個四字短句。這種句式的整齊複遝也是一種“諧”,可以減少韻的負擔。所以“十六句三葉韻”並不為少。

這種疏韻除利用句式的整齊複遝外,還可與句中韻(內韻)和雙聲疊韻等合作,得到新鮮的和諧。疏韻和間韻都有點兒“啞”,但在啞的嚴肅裏,意義顯出了重量。新詩逐行押韻的比較少,大概總是隔行押韻或押間韻。新詩行長,這就見得韻隔遠,押韻疏了。間韻能夠互相調諧,從十四行體的流行可知;隔行押韻,也許加點兒花樣更和諧些。新詩這樣減輕了韻腳的分量,隻是我們有時還不免重讀韻腳的老脾氣。這得靠朗讀運動來矯正。新詩對於韻的態度,是現代生活和外國詩的影響,前已提及。但這新種子,如本篇所敘,也曾在我們的泥土裏滋長過,隻不算欣欣向榮罷了。所以這究竟也是自然的發展。

作舊詩詞曲講究選韻。這就是按著意義選押合宜的韻——指韻部,不指韻腳。周濟《宋四家詞選》序論中說到各韻部的音色,就是為的選韻。他道:

“東”“真”韻寬平,“支”“先”韻細膩,“魚”“歌”韻纏綿,“蕭”“尤”韻感慨,各具聲響,莫草草亂用。

這隻是大概的說法,有時很得用,但不可拘執不化。因為組成意義的分子很多,韻隻居其一,不可給予太多的分量。韻部的音色固然可以幫助意義的表現,韻部的通押也有這種作用,而後者還容易運用些。作新詩不宜全押本韻,全押本韻嫌太諧太響。參用通押,可以啞些,所謂“不諧之諧”(現代音樂裏也參用不諧的樂句,正同一理);而且通押時供選擇的韻字也增多。不過現在的新詩作者,押韻並不查詩韻,隻以自己的藍青官話為據,又常平仄通押,倒是不諧而諧的多。不過“諧韻”也用得著。這裏得提到教育部製定的《中華新韻》。這是一部標準的國音韻書,裏麵注明通韻;要諧,押本韻,要不諧,押通韻。有本韻書查查,比自己想韻方便得多。作方言詩自然可用方音押韻,也很新鮮別致的。新詩又常用“多字韻”或帶輕音字的韻,有一種輕快利落的意味;這也在減少韻腳的重量。胡適之先生的“了字韻”創始於新詩的“多字韻”,但他似乎用得太多。

現在舉卞之琳先生《傍晚》這首短詩,顯示一些不平常的押韻的樣式。

倚著西山的夕陽和呆立著的廟牆對望著:想要說什麼呢?

又怎麼不說呢?

馱著老漢的瘦驢匆忙的趕回家去,忒忒的,足蹄鼓著道——枯澀的調兒!

半空裏哇的一聲一隻烏鴉從樹頂飛起來,可是沒有話了,依舊息下了。

按《中華新韻》,這首詩用的全是本韻。但“驢”與“去”,“聲”與“頂”是平仄通押;“陽”“牆”“驢”“頂”都是跨句韻,“麼呢”“說呢”,“道兒”“調兒”,“話了”“下了”,都是“多字韻”。而“麼”“去”“下”都是輕音字,和非輕音字相押,為的順應全詩的說話調。輕音字通常隻作“多字韻”的韻尾,不宜與非輕音字押韻;但在要求輕快流利的說話的效用時,也不妨有例外。

附錄:

詩與公眾世界(譯文)

(Poetry and the Public World)

〔阿奇保德·麥克裏希(Archibald Macleish)著,《大西洋月刊》,一九三九年六月。〕

詩對於政治改革的關係,使我們這一代人發生興趣,是很有理由的。在大多數人看,詩代表著個人的強烈的私人生活;政治改革代表著社會的強烈的公眾生活。個人應該,但是很難,與這種公眾生活維持和平的局勢。這公私的關係包含著我們這一代人所感到的一種衝突——就是一個人的私人生活與多數人的非私人生活的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