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曲的種類很多，往往因地而異，各有各的來曆，這裏無須詳論。俗曲大多數印成唱本，普通就稱為唱本。許多的小調和大鼓調都有唱本。唱本以七字句或十字句為基調；有些可以合樂，但長篇隻為吟誦而作。唱本篇幅長，要句調整齊，得多參用文言，便不能很“自然”。它的“自然”還趕不上山歌，但比一般的詩總近於口語些就是了。它也無所謂“流利”與否。童謠的俳諧氣、誇張和不切合的情形，唱本都有；它的不切合特別表現在套語裏，如佳人，牙床等。加上白話文言的駁雜，敘述描寫的繁瑣，完美的作品極少。唱本多半是敘事歌，不像童謠和山歌以抒情為主。新詩原隻向抒情方麵發展，無須敘事的體裁，唱本又有許多和新詩不合的地方，新詩不取法於它是無足怪的。現在的詩一方麵向敘事體發展，於是乎柯仲平先生斟酌唱本的形式，寫成《平漢鐵路工人破壞大隊的產生》。那是準備朗讀的，不是準備吟誦的；倒沒有唱本的種種不合的地方，隻是繁瑣得可以，繁瑣就埋沒了精彩。
但是新詩不取法於歌謠，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外國的影響；別的原因都隻在這一個影響之下發生作用。外國的影響使我國文學向一條新路發展，詩也不能夠是例外。按詩的發展的舊路，各體都出於歌謠，四言出於《國風》、《小雅》，五七言出於樂府詩。《國風》、《小雅》跟樂府詩在民間流行的時候，似乎有的合樂，有的徒歌。——詞曲也出於民間，原來卻都是樂歌。這些經過文人的由仿作而創作，漸漸的脫離民間脫離音樂而獨立。這中間詞曲的節奏不根據於自然勻稱和均齊，而靠著樂調的組織，獨立較難。詞脫離了民間，脫離了音樂，脫離了俳諧氣，但隻掙得半獨立的“詩餘”地位。清代常州詞派想提高它的地位，努力使它進一步的詩化，嚴肅化，可是目的並未達成。曲脫離了民間，沒有脫離了音樂；劇曲的發展成功很大，散曲卻還一向帶著俳諧氣，所以隻得到“詞餘”的地位。新文學運動以來，這兩體都升了格算是詩了；那是按外國詩的意念說的，也是外國的影響。
照詩的發展的舊路，新詩該出於歌謠。山歌七言四句，變化太少；新詩的形式也許該出於童謠和唱本。像《趙老伯出口》倒可以算是照舊路發展出來新詩的雛形。但我們的新詩早就超過這種雛形了。這就因為我們接受了外國的影響，“迎頭趕上”的緣故。這是歐化，但不如說是現代化。“民族形式討論”的結論不錯，現代化是不可避免的。現代化是新路，比舊路短得多；要“迎頭趕上”人家，非走這條新路不可。可是話說回來，新詩雖然不必取法於歌謠，卻也不妨取法於歌謠，山歌長於譬喻，並且巧於複遝，都可學。童謠雖然不必尊為“真詩”，但那“自然流利”，有些詩也可斟酌的學；新詩雖說認真，卻也不妨有不認真的時候。曆來的新詩似乎太嚴肅了，不免單調些。卞之琳先生說得好：
可是鬆了，不妨拉樹枝擺擺。
（《慰勞信集》五）
我們現在不妨來點兒輕快的幽默的詩，隻有唱本，除了一些句法外，值得學的很少。現在敘事詩雖然發展，唱本卻不足以供模範。現在的敘事詩已經不是英雄與美人的史詩，散文的成分相當多；唱本的結構往往鬆散，若去學它，會增加敘事詩的散文化的程度，使讀者覺得過分。我們主張新詩不妨取法歌謠，為的使它多帶我們本土的色彩；這似乎也可以說是利用民族形式，也可以說是在創作“一種新的‘民族的詩’”。
194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