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誇陽曆”的新大鼓，記得民國十四年左右已經出現。更值得重提的是十七年《大公報》上的幾首《民間寫真》，作者是蜂子先生，已經死了十多年。現在抄一首《趙老伯出口》在這裏：
趙老伯一輩子不懂什麼叫作愁，
他老是微笑著把汗往下流。
他又有一個有趣惹人笑的臉，
鼻子翹起像隻小母牛。
他的老婆死了很久很久，
兒子閨女都沒有，
三畝園子兩間屋，
還有一隻大黃狗。
趙老伯近年太衰老，
自己的園地種不了。
從前種菜又種瓜，
現在長滿了狗尾巴草。
夏天沒得吃，冬天又沒得穿，
三畝園子典了三十千。
今年到期贖不出，
李五爺催他趕快搬。
趙老伯這幾天臉上沒有了笑，
提起了搬家把淚掉：
“那裏有啥家可搬？
提上棍子去把飯來要！”
“這園子我種過四十年，
才賣了這麼幾個錢！
又舍不開東鄰共西舍，逼我搬家真可憐！”
“從未走路先晃蕩，
說不定早晨和晚上，
我死也要死在李家橋，
天哪！我不能勞苦一生作了外喪！”
“快滾！快滾！快快滾！”
李五爺的管家發了狠。
禿三爺的利害你該知道！
“摸摸你吃飯的家夥穩不穩？”
趙老伯有個好人緣兒，
小孩子都喜歡同他玩兒。
因為李五爺趕他走，
大家隻能把長氣吸一口。
一瘸一拐奔了古北口，
山上山下幾行衰柳。
晨曦裏我遠望見他同他的老夥伴，
趙老伯同著他的大黃狗。
（《大公報》，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這夠“自然流利”的，按衛太爾和胡先生的標準，該可以算是“真詩”。其中四個“把”字句和一些七字句大概是唱本的影響，但全篇還是一般白話的成分多。本篇描寫農民的生活具體而貼切；雖然無所謂農民大眾的意識，卻不愧“民間寫真”的名目。作為通俗的白話詩，這是出色當行之作；但按詩的一般標準說，似乎還欠經濟些——原作者自己似乎也沒有認為一般的新詩。
所謂“自然流利”的“真詩”，如上文所論，是以童謠為根據的。童謠就是兒歌，並不限於兒童生活，歌詠成人生活的也盡有。“童謠”是曆史上傳下來的名字，似乎比兒歌能夠表現這種歌謠的社會性些——我並不看重童謠的占驗作用，而看重它的諷世作用。童謠是“誦”的，也可以算是“讀”的。它全用口語，所謂“自然流利”；有時候壓韻，也極自然，念下去還是流利的。但是童謠跟別種民間文藝一樣，俳諧氣太重而缺乏認真的嚴肅的態度；誇張和不切實更是它的本色。這是童謠的“自然”。“流利”的語調兒見出伶俐，但太輕快了便不免有點兒滑，沉不住氣。這也許可以說是不認真的“真詩”罷？再說童謠複遝多，隻能表現單純和簡單的情感，也跟一般的詩不同。新詩不取法於童謠，大概為了這些。
山歌是竹枝詞一脈，中唐李益有詩道，“無奈孤舟夕，山歌聞竹枝”，可見，對山歌也該是的；劉禹錫《竹枝詞》引中有“以曲多為賢”的話，似乎就指的相對競歌，竹枝詞原可以合樂，且有舞容；現在的山歌調也可以合樂，舞容卻似乎沒有。
但現在的山歌以徒歌為主。竹枝詞從劉禹錫依調創作以後，成為詩的一體；不過是特殊的一體，專詠風土，不避俗，跟一般的七絕詩總有些分別。後來搜集山歌的人稱山歌為“風”，如李調元的《粵風》；“風”的名字雖然本於《國風》，其實隻是“歌謠”的意思。這與一般的詩還是不能相提並論。現在的山歌以歌詠私情（戀愛）為主，最長於創造譬喻。在創造譬喻這一點上，是值得新詩取法的。山歌也盡量用白話，雖不像童謠的“自然”，比一般的詩卻“自然”得多。可是因此也不免徘諧，灑脫，不認真。山歌是唱的，雖然空口唱，也有一定的調子，似乎說不上“流利”與否。又因為是唱的，聲就比義重；在不唱而吟誦的時候，山歌的音調也還跟七絕詩一樣。新詩是“讀”的或“說”的，不是唱的，它又要從舊詩詞曲的固定的形式解放，又認真，所以也沒有取法於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