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青年界激昂慷慨，充滿著蓬勃的朝氣，似乎都對於中國懷著相當的期待，不像現在的消沉幻滅。庚子事件經過不久，又當日俄戰爭，風雲惡劣，大家都把一切罪惡歸諸滿人，以為隻要滿人推倒，國事就有希望了。《新民叢報》，《浙江潮》等雜誌大受青年界的歡迎，報紙上的社論也大被注意閱讀。那時戀愛尚未成為青年間的問題，出路的關心也不如現在的急切（因為讀書人本來不大講究出路），三四朋友聚談，動輒就把話題移到革命上去，而所謂革命者，內容就隻是排滿，並沒有現在的複雜。見了留學生從日本回來，沒有辮子，恨不得也去留學，可以把辮子剪去（當時普通人是不許剪辮子的）。見了花翎顏色頂子的官吏，就暗中憎惡，以為這是奴隸的裝束。盧梭，羅蘭夫人，馬誌尼等都因了《新民叢報》的介紹，在我們的心胸裏成了令人神往的理想人物。羅蘭夫人的“自由，自由！天下幾多罪惡假汝之名以行！”已成了搖筆即來的文章的套語了。
我在這樣的空氣中過了半年中學生活，第二學期又輟學了。這次的輟學，並非由於拿不出學費，乃是為了要代替父親坐館。原來，父親在一年來已在家授徒了，一則因鄰近有許多小孩要請人教書，二則父親嫌家裏房屋太大，住了太寂寞，於是就在家裏設起書塾來。來讀的是幾個族裏與鄰家的小孩。中途忽然有一位朋友要找父親去替他幫忙，為了友誼與家計，都非去不可。書館是不能中途解散的，家裏又無男子，很不放心，於是就叫我輟學代庖。功課當然是我所教得來的。學生不多，時間很有餘暇，於是一壁教書，一壁仍行自修。家裏人頗思叫我永繼父職，就長此教書下去，本鄉小學校新立，也邀我去充教習，但我總覺得於心不甘。
恰好有一個親戚的長輩從日本留學法政回來，說日本如何如何地好，求學如何如何地便利。我對於日本留學夢想已久了，聽了他的話，心乃愈動。父母並不大反對，隻是經費無著。乃遍訪親友借貸，很費力地集了五百元，冒險赴日。
當時赴日留學，幾成為一種風氣，東京有一個宏文學院，就是專為中國留學生辦的，普通科二年畢業，除教日語外，兼教中學課程。凡想進專門以上的學校的，大概都在那裏預備。我因學費不足兩年的用度，乃於最初數月請一日本人專教日文。中途插入宏文學院普通科去，總算我的自修有效，英算各科居然尚能銜接趕上。在那裏將畢業的前二三月，東京高等工業學校招考了，我不待畢業就去跨考，結果幸而被錄。當時規定，入了官立專門學校，就有官費的。而浙江因人多不能照辦，我入高工後快將一年，猶領不到官費，家中為我已負債不少，結果乃又不得不中途輟學回國，謀職糊口我的中學時代就此結束了。那時我年二十一歲。
總計我的中學時代，經過許多的周折，東補西湊，斷續不成片段。我為了修得區區的中學課程，曾經過不少的磨難，空費過長期的光陰。這種困苦的經驗，當時不但我個人有過，實可謂是一般的情形。現在的中學生，在這點上真足羨豔，真是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