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是自覺不自覺地受了“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教條以致“題材決定論”的影響，我們過去評價施篤姆，幾乎都無例外地將他的作品“多半局限在個人生活和家庭的範圍內，沒有接觸到當時重大的社會和政治問題”，判定為作家的缺點，並以此為依據，草率匆忙地得出施篤姆不夠深刻、不夠經典的結論。中外文學史的無數事例證明，這樣做是不正確的。須知作品是否深刻、經典，並不取決於作家寫什麼，而取於他怎樣寫。
在對施篤姆的主要作品及其流傳情況作比較認真的研究之後，筆者相反認為，他之所以多寫戀愛、婚姻、家庭生活這一類題材，也許倒恰恰是他獲得眾多讀者喜愛的原因。這類題材固然平凡，為讀者所司空見慣，因此不易寫好。但是隻要寫好了，就能打動各個時代和不同民族的千千萬萬讀者的心，因為戀愛、婚姻和家庭問題，毋庸諱言具有超時代、越國界的普遍意義，易於為廣大讀者所理解和接受。而整個看來，施篤姆的創作無疑是成功的，在所反映社會人生方麵達到了相當的深度。筆者這樣講有以下兩點理由：
一，施篤姆以戀愛、婚姻和家庭題材，寫出了社會變遷，反映了時代風貌。這在那些社會生活背景較為廣闊的代表作如《茵夢湖》《在大學裏》《木偶戲子波勒》《基爾希父子》《雙影人》和《白馬騎者》中，是十分清楚的。它們要麼反映了在封建宗法製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時期人與人關係的轉變，要麼寫出了新舊思想的鬥爭。也正因此，這類作品過去比較受我們重視。
二，即使在一些看似僅僅寫個人生活、家庭關係的作品中，施篤姆也對倫理、道德、人性以及人生意義和家庭教育等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賦予了作品以較為豐富的內涵。這類作品如《遲開的薔薇》《燕語》《三色繼母花》《一位默不作聲的音樂家》和《懺悔》等，同樣也有深刻的意義。
除去上述兩類小說，施篤姆的的確確也寫過一些僅僅隻能算生活場景速寫的小短篇。但整個而論，他的創作實在是很好地反映了十九世紀後半期德國社會特別是某些偏遠地區的社會風貌。他的一篇篇傑作，不啻德國宗法製社會在資本主義衝擊下解體時的一幅幅生動而精彩的風情畫。過去，我們常常嫌它們的情調低沉、灰暗。但這是作者所處的時代和環境所必然造成的，正好反映了1848年革命失敗後的社會現實和一般知識分子的心理狀態。我們沒有理由以今天的標準去苛求生活在十九世紀的德國作家。
不過，在肯定其思想意義的時候，需要特別強調，施篤姆的中、短篇小說之所以廣為流傳，受到不同時代和不同民族的萬千讀者的喜愛，之所以今天還受到我們的重視，主要原因卻不在思想內涵，而在於它們突出的藝術成就，在於它們鮮明獨特和優美動人的藝術風格。
以風格而論，我們大致可以以1870年為界線，將施篤姆小說創作分成前後兩個時期。前期作品以《茵夢湖》為代表，重在意境的創造、氣氛的渲染和纏綿悱惻的情感的抒寫，而往往缺少連貫鮮明的情節、嚴整緊密的結構和激烈緊張的矛盾衝突。例如《茵夢湖》，隻是借助主人公一些並無直接關聯的回憶片斷，把他不幸的戀愛經曆大致告訴了我們，大異於傳統小說的線性結構，倒與快節奏的現代電影的蒙太奇手法有幾分近似，然而情感的抒發卻既含蓄，又濃烈。早期其他作品如《一片綠葉》和《遲開的薔薇》等，同樣也說不上有多少情節，而隻是一篇篇意境深遠、情感深沉的抒情散文，一首首耐人尋味、感人肺腑的抒情詩。
後期作品則以《雙影人》《白馬騎者》為代表，重在人物個性的刻畫，結構謹嚴而富於戲劇性，故事情節曲折有致，細節描寫委婉動人。
但不論是前期或後期，施篤姆的成功之作幾乎都具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它們始終像籠上一層作者故鄉北海之濱常有的輕霧似的，彌漫著一種淒清柔美的詩意。不同的隻是，前者更多地像抒情詩，後者更多地像敘事詩罷了。例如，晚期的《雙影人》（1886）以富有深情的筆觸，敘述了一個失業者不幸的一生，讓小說裏的那位林務官聽了也禁不住發出感歎道：“真正是一首詩啊。”而施篤姆臨死前完成的最後一篇小說《白馬騎者》，於整個德語近代文學也稱得上是傑作、名篇。它雖不像《茵夢湖》和《燕語》似的寫得纏綿悱惻，而是更注重情節的鋪排，氣氛的烘托以及人物性格的塑造和內心的揭示，從整體上看更富有故事性乃至戲劇性，但同時卻不乏詩意，因此仍可以視為一部成功的敘事長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