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你很清楚文學是人學，文學，是意識形態，文學屬上層建築，文學是黨和政府的宣傳工具。通過文學形式，深入生活，去描寫社會中複雜而典型的故事情節，典型的人物形象去感染人，影響人，教育人。要歌頌有利於人民的好人好事，也要嘲弄和披露那些有害於人民的壞人壞事。至少不能背離道德和人間之常情。
要說探討，我以為在語言、文句、故事情節、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以及藝術表現手法等等，有著探討不完的東西。而在思想性即歌頌、嘲弄、披露的對象則沒有探討的餘地。隨波逐流，推波助瀾，是自然主義的宣揚與讚頌。這樣做的結果，使好人恨，賴人笑。從而破壞了他人夫婦關係，破壞了他人家庭不和，也影響了社會的安定團結。因此，這樣的作品無疑是喪理缺德，萬人發指的貨色。
改革開放了，我國的文學藝術創作，要求生存，求發展，要創作高視野，高境界，高品味，世界一流的作品，則是文學藝術界的奮鬥方向。
山大中文係教授——張恒竟然以偏廖的論調，荒唐的邏輯，隻五千餘言的短文（刊於2003年《山西文學》），全麵地否定了除趙樹理之外，德高望眾的山藥蛋文學流派。
張教授竟然認為山西的山藥蛋派是“曇花一現，日暮途窮，衰敗的不成器的流派。”他在論文中就：“山藥蛋派的形成，在相當上是政治的產物，功利色彩，宣教目的極其濃重……陷入淺白直露的窠臼或趨時的境地，難獲得高層次藝術突破和恒久不衰的文化價值，其審美情趣單一而凝固，接受精英文化的心態偏頗，認識短淺，內容狹窄，手段欠豐，追求思想容量廣闊，厚重的自覺意識自為薄弱，視野有限，涉獵局促，門戶之見甚深，切浮之言，逆耳之淡也很難吸納。
“多以這一模式為既定模式。當地的文學愛好者則亦步亦趨，爭相效尤。其負麵卻是非常嚴重。他們就必然越來越感到捉襟見肘，難以為繼。因此一落千丈，貽笑大方。也就成了他們的尷尬結局。”
五四以後，山西的趙樹理、馬烽、西戎、孫謙、李束為、胡正……他們在毛主席雙佰方針的指導下，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以及解放後的集體化中，他們戰鬥在第一線，以生活為基礎，創作了原於生活，高於生活，具有典型事件和典型人物的革命文學作品。
他們嘔心瀝血地創作了適合老百姓口味的白話文學藝術作品——民族化，大眾化，鄉土氣息濃厚——填補了國家文壇的空白。深受群眾的喜聞樂見，稱之為“山藥蛋派”。
諸如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馬烽、西戎合寫的《呂梁英雄傳》，是解放區最早出現的長篇章回小說，為長篇小說的創作開拓了一個新天地。
趙樹理是同時期作家的主要作家，他是同魯迅、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巴金等，祖國的一級作家。北京文學院鑄有他的銅像。
中國現代文學史評論說“……以趙樹理、周立波為代表的路翎、歐陽山、康濯、艾蕪、馬烽、西戎……一批文學素養深厚，創作經驗豐富的作家……在本時期譜寫了新的篇什。”
馬烽的《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個上級》、《老社員》；西戎的《宋老大進城》、《賴大嫂》等，都得到人民的好評。茅盾讀馬烽的小說《我的第一個上級》時，說：“老田這個人物寫得龍騰虎躍，在馬烽的人物畫廊中，是數一數二的。”（注）
盡管山藥蛋派這個文學流派的某些作家的某些作品，因時代背景的局限，有些作品多於古老文學的故事性，和其他某種缺陷與不足，但我們應以客觀的辯證觀點，去一分為二公道地去肯定評論，決不可，以個人愛好為基點，不負責任地以混亂的邏輯，憑感情信口開河地去隨意指責，隨意否定整個流派的全部作家和他們的全部作品。這符合學術討論的基本原則嗎？
文學作品的好與壞，不決定文學流派的本身，因為任何一個流派的作品，都有好的，次的，和差的；任何一個作家的作品，不一定都是精品，任何一部長篇，不一定是完滿無缺的。
時代背景的不同，對他們的創作也有一定的影響，他們雖然創作了一些宣揚政治、功利……公式化的渲染臆造——缺真實感的作品，然而也不能說成是三晉人民的精神債務。要說作品的好，真正的不朽之作，不僅僅是思想性、藝術性強，以及寫作的手法，人物個性典型化；還在於視野深遠，興衰存亡於廣大人民的切身利益的規律相一致等等。
文章提出趙樹理是有文憑的人，他跟馬烽、西戎……沒什麼相處，或沒什麼感性……不屬山藥蛋派。這顯然是離題之言，無稽之談。山藥蛋派的創立與崛起的代表人就是趙樹理。他的作品的山藥蛋味最濃。他們的作品會不會消逝，那是後事，隻能後來去說。
《矛盾讀書雜記》
2005.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