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有能夠找到赫德遜街和斯普林街，它們應該就在格林威治附近，但那晚我去的時候，風很大，街上難得見到行人，好不容易看見了人，都是旁邊紐約大學的學生，他們不是一臉茫然，就是說的英文我聽不懂，人生地不熟，我隻好無功而返。
在那兩條街間，那時候在一個垃圾桶旁邊，曾經有一個小咖啡館。那個鮑勃·迪倫初來紐約寒冷的冬天，有一天，他走進了這家小咖啡館。“午餐櫃台的女招待穿著一件緊身的山羊皮襯衫。這件衣服勾勒出她優美的身體曲線。她的藍黑色頭發上戴著一塊方頭巾，有一雙有神的藍眼睛。我希望她能愛上我。她給我倒上冒著熱氣的咖啡，我轉身對著臨街的窗。整個城市都在我麵前搖晃。我很清楚所有的一切都在哪裏。未來沒什麼可擔心的。它已經很近了。”在鮑勃·迪倫的自傳裏，讀到這裏，我很感動。也就是那時候，合上了書，我下決心，到紐約的話，一定要找找鮑勃·迪倫當年在這裏的軌跡。
三月的紐約，寒冷卻生機勃勃，百老彙大街上，人頭攢動，到了夜晚，燈紅酒綠，更是人的海洋，難怪提起紐約，鮑勃·迪倫總會說它是“世界的首都”。其實，在那個寒冷的冬天裏，紐約終於也成為了鮑勃·迪倫的首都。從鮑勃·迪倫那個第一次從芝加哥來到紐約的時候算起，將近五十年半個世紀的時光過去了，鮑勃·迪倫已經老了。年輕的鮑勃·迪倫，隻和這座城市的記憶和他自己的歌聲同在。
我想起前兩年，鮑勃·迪倫出現在格萊美、金球獎和奧斯卡獎頒獎晚會上的樣子，和他年輕時候的照片對比，你不得不感慨時光的無情，將一個年輕人迅速地雕刻成了一個瘦骨嶙峋的小老頭。在電視屏幕上，看到當聽到他的名字，所有到場的觀眾歡騰的情景，讓我感到有些奇怪，因為並不是所有的搖滾歌手能夠贏得如此值得驕傲的榮譽，他得到了。難道他不應該得到嗎？約翰·列儂去世了，世界上隻剩下他一人從六十年代唱到上一個世紀之末又接著唱到新世紀的到來（二〇〇一年，他出版了新的專輯《愛與偷》）。他和他的歌聲一起跨越了一個世紀。在萬眾歡騰矚目中，二〇〇一年，那一年整整六十歲的鮑勃·迪倫站起身來走向頒獎台的時候，鏡頭上他的臉如核桃皮一樣堅硬而皺紋縱橫，但我相信裏麵的仁兒肯定是軟的，是香的。
鮑勃·迪倫曾經這樣說過：“民謠在我的腦海裏響著，它們總是這麼響起。民謠是個地下故事。”這是他對民謠的理解，也是他把民謠當成了一生的藝術生命，才有可能如風相隨一般總那樣在腦海裏響起。想起鮑勃·迪倫，總會想起他唱過的《答案在風中飄》《戰爭的主人》《上帝在我們這一邊》《像滾石一樣》《大雨將至》……那一首首膾炙人口的民謠。這些民謠伴隨了一代人的成長，走過了近半個世紀，刻進了時代的年輪。歌聲真的是有生命的，和人一樣漸漸長大，慢慢地變老，而且，比人的生命還要長久，哪怕人的生命結束了，歌聲還會在這個世界上蕩漾。
離開紐約的那天夜晚，我再次來到時代廣場，在旁邊便道上，見到賣畫的一對來自上海的夫婦，他們在賣約翰·列儂頭像的鉛筆素描，我花了十美金買了一幅，可惜沒有賣鮑勃·迪倫的畫像，這讓我很奇怪，也有些掃興。在三角廣場上，一組歌手正拉開陣勢，彈奏著電吉他，演唱著民謠，雖然不是鮑勃·迪倫的風格，也不是鮑勃·迪倫常用的木吉他，卻是和鮑勃·迪倫初闖紐約時一樣的年齡。紐約的夜空，正如當年接納鮑勃·迪倫的歌聲一樣，有些嘈雜，卻很激越地回蕩著年輕的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