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紐約寒冷的冬天，鮑勃·迪倫如一枚被抽打的陀螺，不停地旋轉著在格林威治村的幾個酒吧裏混日子。有一天，他正在一個叫做“民謠中心”的酒吧裏，人高馬大的範·容克披著一身雪花突然走了進來，讓鮑勃·迪倫對和他的不期而遇感到異常的驚異，一時不知該如何是好。他看見範·容克抖落身上的雪花，摘下手套，指著掛在牆上的一把吉布森吉他要看。就在他看完並撥弄幾下琴弦之後要走的時候，鮑勃·迪倫一步上前，“把手按在吉他上，同時問他如果要去‘煤氣燈’工作，該找誰……範·容克好奇地看著我，傲慢，沒好氣地問我做不做門房？我告訴他，不，我不做而且他可以死了這條心，但我可不可以為他演奏點什麼？”
他們就這樣認識了。那天，鮑勃·迪倫為範·容克演奏了一曲《當你窮困潦倒的時候沒人認識你》。他便從“問號瓦”走到了“煤氣燈”，開始了和範·容克一起演唱的生涯。他每周可以有六十美金的周薪，這是他來紐約之後第一次有了相對穩定的收入。這個坐落在麥克道格街上首屈一指的酒吧，將帶著他改變命運。當他第一天晚上去那裏演唱，在走向“煤氣燈”的半路上，他在布魯克街一個叫米爾斯的酒館前停了下來，走進去先喝了點兒酒，鎮定一下自己的情緒。“出了米爾斯酒館，外麵的溫度大概是零下十攝氏度。我呼出的氣都要在空氣中凍住了。但我一點也不覺得冷。我向那迷人的燈光走去……我走了很長的路到這裏，從最低層的地方開始。但現在是命運顯現出來的時候了。我覺得它正看著我，而不是別人。”
我猜想，大概從那個零下十攝氏度的冬夜開始，紐約對於鮑勃·迪倫不再那樣的寒冷，而成為了他自己的紐約了吧？在這以後，紐約即使不是敞開溫暖的懷抱擁抱他，起碼如同一軸長長的畫卷，開始向他舒展著他渴望看到的溫馨而能夠充滿想象的一麵，而不再僅僅是冰冷陰暗垃圾簇擁的一麵。那時候，他常常一清早就爬起來，跑到城北邊的博物館裏，看了他從來沒有看到過的那麼多畫家的名畫，從委拉斯凱茲、戈雅、魯本斯、格列柯，到畢加索、康定斯基、博納爾和當時的現代派畫家雷德·格魯姆斯。在格林威治那陰暗潮濕的地下室裏，他讀了大量的文學作品，還有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奧維德的《變形記》、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伯裏克利的《理想的民主城邦》、弗洛伊德的《超越快樂原則》、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乃至塔西佗講演稿和書信，可謂是儒道雜陳，五花八門。當然，他讀的最多的還是詩歌，拜倫、雪萊、彭斯、費朗羅和愛倫·坡，都成為了他的啟蒙，他第一次將愛倫·坡的《鍾》譜寫成了歌曲，彈奏著他的吉他演唱，開始了他歌曲新的創作，那種民謠風格融入豐厚的文學的光彩，如雪花一樣晶瑩閃爍。風雪交加的紐約，給了鮑勃·迪倫最初的磨煉和考驗的同時，也給了他最初的藝術營養和積累，讓他一點點羽毛豐滿，終於有一天箭在弦上，時刻處於引而待發的狀態，飽滿的張力，如同一顆陽光下快要炸裂的種子。
在這個時候，他還乘一個半小時的長途汽車，到新澤西莫裏斯鎮，爬上山坡上到那個叫做灰石的醫院，去看望他所崇拜的正在病危中上一代的民謠大師伍迪·格思裏（Woody Guthrie）。他給他帶去了他最愛抽的羅利牌香煙，他為他演唱歌曲，每一首都是格思裏自己創作的，他用這樣的方式向心目中的大師致敬，也慰藉著病重中的大師。鮑勃·迪倫還曾經遵照格裏斯的囑咐，踩著那時候風雪泥濘的沼澤，特地到布魯克林的科尼島上格裏斯的家中，尋找格裏斯未來得及譜上曲的那一箱子歌詞和詩稿。我知道，格裏斯代表著五十年代，而鮑勃·迪倫則代表著新生的六十年代，這是新一代和老一代的交接和告別儀式，意味著五十年代的結束和六十年代的開始。
可以說，所有以後發生的這一切，紐約的作用不可低估，紐約是鮑勃·迪倫這一起跳最有力量的一塊跳板。很難想象，如果鮑勃·迪倫一直還在明尼蘇達或者伊利諾伊州，會是什麼情景，還會有今天的鮑勃·迪倫嗎？紐約並不像鮑勃·迪倫所說的隻是“一張複雜得難以理解的大網”，而更像一株盤根錯節枝葉參天的大樹，讓每一隻飛翔的鳥都有自己落棲之處，給你磨難，也給你營養，給你眼淚，也給你歡笑，然後送你飛上更廣闊的天空。
其實，我在紐約前後隻住了短短的三天，但是，根據他寫的自傳，我還是盡可能找到他在那裏麵提到過的一些地方。在格林威治，他最常出沒的地方，幾乎都能夠看到他年輕的身影，即使當年他所演唱的那些酒吧早已經物是而人非，新的地圖上勾勒出的是新的地表景觀。我也曾到第三和第七大街，那裏分別是愛倫·坡和惠特曼的故居，當年，鮑勃·迪倫每一次路過這裏的時候，總要對著那窗子投去哀悼的目光，想象著他們在那裏寫出的並唱出的靈魂深處的真實的聲音。那時候，望著他們人去樓空的窗子，他渴望自己像他們一樣成功而成名，渴望著自己也能夠唱出他們那樣至誠至愛的聲音。而如今，正如鮑勃·迪倫說的：“這個城市像一塊未經雕琢的木塊，每一名字、形狀，也沒有好惡。一切總是新的，總在變化。街上的舊人群已經一去不返了。”我隻不過是在重複著鮑勃·迪倫的步伐和心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