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天堂兄弟”，有時，我會想我們的音樂裏以前並不缺少這樣的民謠小調，周璿唱的《四季歌》等那些歌，劉天華拉的《二泉映月》那樣的二胡曲，應該都屬於那樣的小調，至於陝北信天遊裏的酸曲，內蒙古的長調短調，還有青海的花兒，其中不少都是這樣的小調。隻是一到我們的主流音樂裏，這樣的民間小調就很難找到了。我們可以隨手數出魚甩子一樣多歌手的名字，他們頻繁地在我們的電視的娛樂節目和報紙的娛樂版上出現，塗脂抹粉地和我們逗著悶子，依此來增加他們的上鏡率和知名度，但我們真是很難找到他們其中誰是如“天堂兄弟”一樣唱民間小調的。一個都沒有。我們的電視屏幕上製作了一批又一批的晚會歌曲，我們的唱片公司孵化了更多的那種千篇一律的愛情歌曲，不是願意走宏大敘事的路子邀寵媚上，就是願意吃著別人嚼過的饃，透著幾分虛假和造作，屈膝於市場和時尚。
我們缺少這樣自我吟唱式的小調，是因為我們已經缺少了這樣樸素的表達方式。從曆史的原因來說，是因為和我們社會曾經長期處於的假大空有著明裏暗裏的關係，或是無奈的藕斷絲連，或慣性的輕車熟路。從現實的原因來看，是因為數字化時代的到來，讓我們的個人情感的表達可以輕而易舉地被程序化和模式化，我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從電腦裏找到為我們設計好的所有的文件，也可以手到擒來從各種漂亮精美的賀卡中找到我們所要的標準化詞彙，複製出我們所要表達的所有的感情，用快遞公司去派送。我們同時也受到流行文化和消費文化致命到骨髓的影響，因此我們更願意九百九十九朵玫瑰式的和愛你一千年一萬年不變的感情奢靡和空泛的抒發。樸素的表達方式便這樣理所當然的就被拋棄，真誠便這樣輕而易舉的就被閹割，而本屬於私人化的感情當然更方便的就被當成衛生巾一樣最頻繁地亮相在廣告中去輕歌曼舞。
有人說，“天堂兄弟”的威爾·奧爾德哈姆的嗓音有些像尼爾·揚（Neil Young），其實，威爾·奧爾德哈姆的嗓音無論和尼爾·揚，還是和“紅房子畫家”的馬克·科茲裏克（Mak Kozelek）來比較，確實都有那麼幾分相似，但他比起他們來說都更顯得纖細而柔弱，有一陣微風吹來，就可以把他的歌聲吹得遊絲散盡。他那份嗚咽幽怨也是獨有的，是化解在那把簡單的吉他和他自己淡薄的嗓音裏的。而他那種遠遁於世的“隱士”般的態度，更是別人不具有的，確是和他簡單得甚至有些單調重複的音樂吻合得天衣無縫。他的歌有些像是風中飄曳的蒲公英，輕若羽毛，翩翩飛舞，有陽光輝映的時候閃著迷惑的金色的柔光，飄在陰影裏的時候一身迷途難返的迷茫。
聽“天堂兄弟”，總會有一種“征鴻過盡，萬千心事難寄”，“連天衰草，望斷歸來路”的苦澀和無奈。
聽“天堂兄弟”，總會有“千裏暮煙愁不盡，一川秋草恨無窮”彌漫滿身的感傷，也總會有“紅了櫻桃，綠了芭蕉”的一閃一亮。
聽“天堂兄弟”，總會湧出“斷腸人在天涯”的共鳴。
聽“天堂兄弟”，讓我想起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愛爾蘭的詩人西默斯·希尼的詩——
“你就像一個有錢人聽到一滴雨聲，
便進了天堂。現在再聽。”
當然，這和有錢沒錢無關，隻和音樂有關。
前兩天的晚上，孩子從美國打來電話，告訴我說：我看見你最喜歡的“天堂兄弟”了！他是從網上看到“天堂兄弟”要來芝加哥演出的消息，說是芝加哥，他開車開到芝加哥郊外很遠的一個地方，但全場爆滿，所有人都站著聽完他的演唱。放下電話，找出他的唱盤，重新聽了一遍，歌聲蕩漾，昔日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