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中國的各類文學就開始積極地向西方（包括日本）學習。在這方麵，從思想意識到表現內容都比較傳統的武俠小說步伐稍顯遲緩。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還珠樓主運用的還是半文半白的語言。隻有白羽、王度廬等少數幾個接受新文化的武俠作家，借鑒了西方人文主義的創作理念，使武俠神話中的那些超人、聖人還原到現實中來，讓他們也具有凡人的喜怒哀樂，也具有這樣那樣的缺點錯誤，由此使武俠也具備了反映社會問題、刻畫眾生百態、揭示人性內涵的效能，從而提升了武俠的思想層次與藝術價值。
其後的新派武俠小說中，借鑒西方文學才成為了一種自覺。梁羽生取材愛爾蘭作家伏尼契《牛虻》的部分情節創作了《七劍下天山》。臥龍生在閱讀了《金銀島》、《基度山恩仇記》、《俠隱記》（即《三劍客》）等大量以情節曲折離奇取勝的西方傳奇名著後才開始寫武俠。他和台灣不少武俠作家的一些慣用路數就是套用西方傳奇和偵探小說。比如主人公的全家遭難，但凶手不明，主人公僥幸逃脫後，學成武藝，到處尋訪調查，謎團層層揭開，真凶現形，最終正邪決戰，主人公獲勝，並抱得美人歸。
金庸在創作中也吸收了許多西方文學的優長，他尤其推崇大仲馬。金庸不止一次說過：“《俠隱記》一書對我一生影響極大，我之寫武俠小說，可說是受了此書的啟發。”“《三劍客》教了我怎樣活用曆史故事。”“我寫成小說《連城訣》後，忽然驚覺，狄雲在獄中得丁典授以《神照經》一事，和《基度山恩仇記》太接近了，不免有抄襲之嫌。”就連金庸收山之作《鹿鼎記》，在主體構思上也參照了大仲馬的《夏爾尼伯爵夫人》係列。而這部書中的反武俠思想，還明顯受到了塞萬提斯反騎士名著《堂吉訶德》的影響。
要說在借鑒外國文學方麵最為激進且成績最為突出的，自然是古龍了。他的武功描寫、武學思想大多源於日本武士文學，他的“楚留香”、“陸小鳳”係列是在模仿007和福爾摩斯，他的《白玉老虎》極像西方的間諜小說，他的《蕭十一郎》、《邊城浪子》都有美國西部片的痕跡，他的《流星·蝴蝶·劍》更是馬裏奧·普佐《教父》的中國翻版。
近年來，隨著《魔戒》三部曲和《哈利·波特》係列紅遍世界，中國的武俠作家們又開始爭相仿效，紛紛玩起了玄幻武俠，武功心法變成了修真魔法，飛簷走壁變成了上天入地。武俠的因素卻在這一番西化熱潮中被日漸消解了。這裏筆者奉勸那些玄幻作家們應牢記古龍的教訓。當初古大俠創作上一蹶不振的一個重要原因，便是在西化路上越走越遠，丟卻了民族文學的特性。
總的來講，武俠小說在向外國文學借鑒的過程中是有得有失，但這種“拿來主義”的精神還是應當肯定的。因為武俠小說與騎士小說一樣，所表現的主人公都已喪失現實存在的合理性，而如今武俠小說也像當年瀕於衰敗的騎士小說，存在著思想淺薄、內容重複、人物雷同、行文冗長、語言拖遝等弊病，如果不發奮振作，並積極向中外優秀的文學學習，開拓新路，難免會重蹈騎士小說徹底消亡的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