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李滿天下
日寇投降，抗戰勝利了。一九四六年夏，西南聯大結束，清華複員。七月，先生回鬆江準備接家眷北上。到家後見二弟肺病垂危，老母年邁操勞，頗為焦慮，恰巧杭州之江大學又來相聘，他幾乎想留居南方。正在此時，聞一多先生遇刺的噩耗傳來，接著便收到了朱自清先生催他返校的書信。他說：“聞先生遇害，係裏正缺人，我怎能不去呢？”滿腔悲憤化為責任感，他再次作出了無悔的選擇，決定北上。十月，先生攜妻兒坐海船經秦皇島回到清華園。戰時不安定的生活和鬱悶的心情，已摧垮了他的健康，胃病時時發作，但為了繼承亡友的遺誌，返校後，他馬上接過聞先生的工作，開了“楚辭”課，並與朱自清先生等一起整理聞先生遺著。為準備授課，研究興趣又旁及古史和古代天文。然而，時局使他不能再埋頭於書齋了。一九四七年“五·二〇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大遊行後，他在清華、北大兩校教授的《為反內戰運動告學生與政府書》上簽了名。也曾參加過罷教活動。一九四八年七月，朱自清先生依例可休假一年，委托他代理清華中文係主任。不料八月十二日，朱先生因胃潰瘍開刀，不幸病歿。他受到極大震動，痛感“清華中國文學係再遭受一大打擊”，不顧自身的病弱，在教學、料理係務的同時，又承擔了主持編輯《朱自清全集》的重任，以更加兢兢業業的工作，作為對亡友最好的紀念。
此時已臨近解放，局勢動蕩，物價飛漲，少數師生設法南遷或出國。先生接觸了進步思想，相信革命是曆史的必然，所以決心留下，迎接解放，並去挽留過幾位教授。無奈對方去意已堅，挽留無效，僅隻表明了自己的心跡而已。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清華園先於北平城而解放。他懷著愉快的心情迎接新時代，以小學生般的熱忱學習馬列主義和毛主席的經典著作。一九五一年夏，他有機會參加土改參觀團，到郿縣、長安、臨潼等地參觀，雖為時不過月餘，但接觸實際，接觸人民，思想收獲很大。
抗美援朝期間，清華中文係教師為配合愛國主義教育，決定集體編寫《祖國十二詩人》，並將稿費全部捐獻給誌願軍。先生承擔了《屈原》一文的撰寫工作。自開設“楚辭”課以來，他一直在研究屈原，考證我國曆史上第一位大詩人的生年月日。對此正史沒有提供材料，唯一的依據是《離騷》開頭的兩句。他發現前人據此研究的結果有誤，原因是戰國時所使用的是歲星紀年法而非幹支紀年法，而歲星紀年法有超辰。這需要對戰國秦漢間的歲星紀年作通盤考慮，進行精確計算。為此，他憑著青少年時良好的數理基礎自學了微積分。深入鑽研現代天文學和古天文曆法，常常忘卻寒冷與疲倦，後半夜起床看星象，反複進行計算，終於得出了屈原生於公元前三三九年，楚威王元年正月十四日庚寅，即陽曆二月二十三日的結論。這一重要成果，公布在《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問題》一文中（載《曆史研究》一九五四年第一期）。從此，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的生辰之謎被解開了，而論文的意義卻不止於此，它廣泛涉及了歲星紀年的各個方麵。這些問題，牽涉多種學科，本需各科專家協作，才能解決，而他竟獨力完成，其文理兼通的造詣之深在中國古典文學界亦是罕見的。
一九五二年秋，全國院係調整，清華成為工科大學，其文理科與燕京一起並入北大。先生從此在北大中文係任教。
一九五四年秋，文化部委托先生為《杜甫詩選》作注。常見的詩文注釋讀物，往往避難就易，有現成資料的詞句詳加解釋，費解之處卻避而不注，而這有時恰是讀者閱讀的困難之所在。這種做法，為先生所不取。他根據平時學生的疑難，從確定注釋條目到釋文的推敲，處處考慮到讀者的需要，寧肯自己多費力，也絕不馬虎。約稿時間緊，胃病又頻繁發作，他擔心因體力不支影響任務的完成，特邀浙江師院中文係講師吳天五（鷺山）合作。兩人一南一北，素未謀麵，為注杜詩商榷疑義，往來書信上百封，近六萬字，結下了一段翰墨因緣。一九五五年八月，在參加肅反運動每天開會的緊張情況下，杜詩注脫稿（《杜甫詩選》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詩注稿交出後，先生胃病大發，臥旬日後仍照常上課。不久，再次發病，為不誤教課，勉力支持。一九五六年三月，終致十二指腸潰瘍穿孔，並發腹膜炎。因身體虛弱不宜手術，用保守療法。出院後按醫囑應休息兩月，他怕耽誤功課，隻休息了二十天。上課後又立即趕課，以求完成進度。先生身體更加衰弱，隻能靠流質半流質維持，體重不足四十五公斤。當時實行口試，到期末考試時，他隻能躺在床上，把學生一個個叫上樓在病榻前進行。一九五七年四月，北大安排先生到北戴河療養。八月三十一日，新學期即將開始，療養結束，正在準備啟程返京之際，十二指腸潰瘍再次穿孔。當即施行手術搶救，但當地缺乏手術條件，氧氣不能及時運到，先生的心髒，在手術台上就停止了跳動。時年僅五十二歲。噩耗傳出，親友師生，無不痛悼。九月八日，追悼會在北京嘉興寺舉行。先生遺骨葬在萬安公墓。
先生一生執教，滿腔心血，都灌注在莘莘學子身上。他的學生遍布文化教育界，不少已成為知名專家，正如北大為慶祝他從教三十年贈送的錦旗上所寫：“桃李滿天下”，這是最令他感到快慰的。他常說，教書好比唱戲，一上講台就要拿出渾身解數。晚年身體不好，常常是上課前躺在床上無力動彈，一進課堂卻精神抖擻，不顯病容，甚至忘記按時下課。人們隻知他講課聲情並茂、旁征博引、酣暢自如而又周密嚴謹，哪能想到他為此所耗費的精力是常人的許多倍。他多才多藝，興趣廣泛。琴棋書畫、吟詩作賦、填詞唱曲等等，在他看來，不隻是業餘愛好，更是教師應有的修養。從現存的近百首詩詞曲作便可見他於此道之精，所以能從詩人的角度引導學生鑒賞文學作品，訓練他們的多種能力。他精通音律，尤其喜愛昆曲，講到戲曲，總要唱上一段。不少人回憶他上課情形，都提到這一點，可見給他們留下的印象之深。
先生博及群書，學貫中西，其學識之淵博為人所公認，恰如呂叔湘先生對他的評價：“在同輩以淵博稱。”（見呂先生為《清華園日記 西行日記》一書所撰《浦江清小傳》）。他治學範圍很廣，文、史、哲方麵都有很深造詣，尤以中國文學史研究為著。不了解的人隻注意到他的精於考據，這是不全麵的。由於熟習東西方文化典籍，沒有語言隔閡而能自如地駕馭各種中外資料，又有進步的哲學思想和文藝理論為指導，他研究中國古典文學，有著不同於國學家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既有古今中外的縱向、橫向的比較，又有文史互證，而為了實事求是地評價文學現象，嚴密的考證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越是博學，他越是謙虛謹慎，治學態度更為嚴謹，不輕易下筆。雖生平積累了許多研究資料，但發表的著述不多。他曾有誌於撰寫《中國文學簡史》與俗言詞典，卻因英年早逝而未能如願，令人為之痛惜。他逝世後，部分論文由呂叔湘先生主持而彙集成《浦江清文錄》（一九五八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九年重印時，又附入《詩詞》部分）。一九八七年，三聯書店出版了他的部分日記（《清華園日記 西行日記》）。一九九三年，在發現了他一批用筆名發表的文章後，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浦江清文史雜文集》。
（原載《學林往事》，朝華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