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假的主要收獲，是《八仙考》（一九三六年一月發表於《清華學報》第十一卷第一期）。提起八仙，可謂家喻戶曉，繪畫、瓷器、戲曲、小說常以他們為主題。但是，他們的真實曆史究竟怎樣？八仙以何因緣而會合？會合於何時？為何其傳說在民間如此之盛？這些問題，過去很少有人提出，更談不上認真探究了，而且研究虛無縹緲的神仙，在常人看來，不僅煩難，也是吃力不討好的傻事。先生卻敏銳地在人們熟視無睹之處發現了問題，並決心窮根究底，把這些與中國老百姓關係密切的文化現象弄個明明白白。他以極嚴謹的態度，將有關材料搜集殆盡，麵對各不相同乃至互相矛盾、纏夾不清的記載傳說，剔抉爬梳，正本清源，撰寫成《八仙考》，對上述疑難問題作了原原本本、詳盡無遺的回答。論文涉及領域很廣，舉證富贍翔實，闡釋嚴密清晰。其考證功力，令人折服，並自此得到了學術界的認同。論文完成時，他方屆而立之年。他喜歡將取得成果稱為開花，那麼，在同輩的青年學者中，他是花開得早的。
《八仙考》發表後，先生利用春假回鄉。四月二十六日，與通信將近兩年的張企羅女士在“新鬆江社”喜結連理，婚後即攜妻返回清華。嶽父張琢成，是鬆江的金石書畫家，曾在南京、上海等地執教，國學根底甚深，與他原在“新鬆江社”熟識的。
終於在北京有了自己的小家，又到了在學術上開花結果的時候，如果能有安定的環境，該會有怎樣的成就啊。然而此時，華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一年之後，七七事變就爆發了。
以校為家
日寇的入侵破壞了和平、寧靜的生活，抗戰爆發後，華北局勢緊張，清華準備南遷。但此時妻子產期將近，先生隻得將她送回鬆江老家，誰知八一三上海戰事又起，鬆江遭到轟炸，便又避居鄉下。女兒漢明便在逃難中誕生了。不久，他得知學校已遷到長沙，急於趕去上課，而妻子產後不便遠行，於是，他們隻能在炸得麵目全非的杭州車站匆匆分手。妻子懷抱剛滿月的孩子去蕭山投奔自己的老父和姐妹，而他則由此踏上去湖南的途程。從此，兩人天各一方。他隻身由杭徽公路到蕪湖，再搭輪船到漢口，轉至長沙。當時，清華已與北大、南開合並，成立了長沙臨時大學。文學院設在南嶽，中文係在山上，飯後要爬三百多級台階回宿舍，先生從此得了胃病。戰時生活雖然艱苦，但師友同舟共濟，精神是樂觀的，偶爾還結伴遊賞南嶽風光，相互唱和，如一九三八年元日，曾與六七人出遊，就留下了與朱自清的長篇紀遊聯句。不久，學校又遷到昆明，改稱西南聯大。他隨校越走離家越遠了，而妻子則帶著多病的孩子輾轉江、浙、滬一帶逃難，擔驚受怕，顛沛流離，雖也多次想去昆明與他團聚，終因關山阻隔，又有孩子的拖累而未能成行。在思念親人的時候，他不免感到歉疚，一九四三年曾寫有一首《鸚鵡曲·寄內》：“送君且向家鄉住，相依還有個阿父。歎當初貧賤夫妻，可正值憂愁風雨。七年間鴛聚匆匆，萬裏天涯人去。想嬌兒啼罷燈昏，最應是念著我處。”當時，正是這樣一批愛國的知識分子，在民族危亡的關頭，拋妻別子，背井離鄉，毫不猶豫地追隨學校，撤到後方。一時間，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教授雲集，人才薈萃，大家懷著與民族同呼吸、共命運的憂國憂民之心，團結合作，各顯神通，為國家培養了一大批棟梁之才，其中不乏著名專家、學者。在物質條件匱乏的戰時興辦的西南聯大，竟創造了我國教育史上的奇跡。
一九四〇年夏，先生利用休假經安南取道香港回鄉，和家人同住在上海。次年，兒子漢昕出生了。休假期滿時，日軍占領了安南，回滇道路已斷。鄭振鐸先生邀他到暨南大學任教，他便向聯大請假暫留上海。不久，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淪陷。他不願僦居淪陷區，決心冒著危險通過封鎖線，經浙贛路去昆明。哪知國民黨節節敗退，等他到安徽屯溪時，上饒、鷹潭皆已失守，浙贛路不通。被困數月後，跋山涉水，由江西繞道福建、廣東，回到西南聯大。總計行程八千餘裏，途經八省，曆時整整六個月，這一段艱難的曆程，先生都記在日記（一九八七年已由三聯書店出版，題名為《清華園日記 西行日記》）中。他曾冒著生命危險闖過日寇的警戒線，也曾遇到國民黨敗兵的騷擾。有時一連幾天，翻山越嶺，全靠步行。跋涉的辛勞自不必說，還有水災、空襲的威脅，再加上物價飛漲、小偷光顧，到了後來，旅費用盡，胃病發作，又染上了瘧疾，但他仍堅持不斷向西行，從未想過回頭。這一切都是為了什麼呢？小言之，為了不負西南聯大之約；大言之，則是為了青年，為了學術，為了國家。在上海時他曾以《辛巳歲除大雪，獨坐寓樓，用東坡除夕詩韻》一詩表明過自己的心誌：“風雨待雞鳴，茫茫何時旦？……明年我西行，萬裏尋舊貫。丈夫厲壯誌，未肯謝衰。安能坐困此，日數米與炭。”上海雖有老母、妻子兒女，但卻是淪陷區，決非安居之地。在建陽、南平、長汀等地，他曾遇到摯友，也有東南聯大、暨大、廈大等校的校長堅請他留下任教。與西南聯大相比，那裏待遇較為優厚，住房寬敞舒適，圖書資料豐富。同行的旅伴，逐一留下，隻有他一人，毅然決然、毫不動搖地向西走。不僅如此，在因旅費缺乏而告債、申請救濟的同時，他仍不忘為西南聯大采購圖書。到達昆明後，連一天也沒有休息，甚至顧不得講述一路的艱辛，第一件事就是去問“本學期之功課如何”，為自己耽誤了課程而不安。他在寫給妻子的信上說：“我們都有一種觀念，就是愛護國家，愛護學校。而且是以學校為家。一個學術機關，看成一個大家庭似的，這是清華特別的優點，別個學校就差一點。”的確，自畢業後到清華任教時起，他的命運就和清華密切聯係在一起。他以學校為家，在學校與小家難以兼顧的時刻，寧願舍棄小家。有了這種觀念，萬水千山也就難以阻擋了。
抗戰期間，先生除在中文係任教外，還兼著聯大師範學院的教職。長期從事教學工作，使他對提高青年的國文程度最為關心，並每以普及文化、獎掖後學為己任。一九四〇年，經他倡議，與朱自清先生等一起創辦了《國文月刊》，他擔任第一任主編，並負責詩文選讀欄。刊物以“促進國文教學以及補充青年學子自修國文的材料”為宗旨（《國文月刊》創刊號《卷首語》）。為它撰稿的，多數是知名學者，也有一些後起之秀。在戰時十分艱難的條件下，大家在這片處女地上悉心耕耘，使之成為有誌青年的良師益友和培養青年學者的園地，在大後方贏得了很高聲譽。先生在《國文月刊》上發表的文章主要有《詞的講解》、《古文選讀》、《俗言偶抄》、《論中學國文》等。在多年的教學中，他感到詞最難為學生所領會，講課時受時間限製，不能講得很詳盡，《詞的講解》便是為了彌補上課的不足而寫的。原計劃從五代到南宋選若幹代表作品，一麵逐句講解，一麵闡明詞的體製聲律的源流演變。後來抗戰勝利，西南聯大解散，隻刊載了八期，寫到溫庭筠便中止了。鴻篇巨製，可惜未能完成，但僅就發表部分，已足窺全貌。他不是就詞論詞，而是將廣博的學識，尤其是中西方文論滲透在一詞一句的講解之中，仔細剖析，娓娓講來，有如與學生親切的麵談，使讀者在領略詞的意境、感受其魅力的同時得到係統的理性的認識。其行文融會貫通，綿密精微，深入淺出，循循善誘，這也正是他教學一貫的風格。這一水平，是後起仿效的古詩文講解、賞析類讀物所難以企及的。《古文選讀》（兩篇）體例與此類似。在注解中，他引用了不少史料。當時，為開“唐宋文”一課，他研讀了新舊《唐書》、《宋史》和大量宋人筆記。在他眼中，曆史有著無比的生動性，所以在讀了《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後說：“如讀一篇長篇小說。”（清華大學檔案館存浦江清《研究報告書》）對於李清照的《金石錄後序》，他有著偏愛，說：“此文不但詳清照夫婦之身世，並詳南渡之際亂離狀況，可作文章讀，亦可當曆史讀也。”（《研究報告書》）在親曆戰亂之後，他對古代文人的遭遇感同身受，史料、文學作品便通過自身感受而融為一體，選講此文，顯然寄托了他無限家國興亡、世事滄桑的感慨。真可謂是“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壘塊”了。
在上海休假期間，先生的主要成果，是完成了《花蕊夫人宮詞考證》（此稿改定後，因《清華學報》印刷困難，延遲未刊，一九四七年才收入《開明書店二十周年紀念文集》而發表）。這篇論文，糾正了文學史上的一樁錯案。自北宋以來，研究者一直以為宮詞作者是後蜀主孟昶之妃花蕊夫人。但夫人事跡既不載於正史，各家筆記又多疑誤，各本所載宮詞也顛倒錯亂，真偽混淆。先生以史學家的眼光發現了《宮詞》連用近百首七絕、“以小詩之體製，發揮長詩之作用”、“寓史家紀事之筆墨”的特色，在研究了新舊《五代史》、《十國春秋》及五代蜀國之傳世史料的基礎上，由“法雲寺裏中元節，又是官家降誕辰”一絕入手，據以考求，又證之以史料所載前蜀宮苑館池之名，論定《宮詞》為前蜀主王衍時之作。作者為前蜀開國主王建之小徐妃、王衍之生母、亦號花蕊夫人者，間或雜有其姊大徐妃與後主王衍諸人之作。同時，又考《宮詞》流傳始末，證其原本為九十八首，並排定順序，比勘諸本為定本，於是《宮詞》之真偽始明。問題的澄清，不僅使人們重新認識了《宮詞》的內容與價值，而且對史學研究也具有借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