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上的名詞的意義隨著時代的推移和文學的演化或發展而改變。現代中國文學正在歐化的過程中，新舊共同的名詞，老的意義漸漸被人遺忘，而新的定義將成為定論。所謂新的定義實際上是從西洋文學裏采取得來的，一般人既習慣於這種觀念，於是對於原有的文學反而有隔膜不明了的地方，回頭一看，好像古人都是頭腦糊塗觀念不清似的，而不自覺察自己在一個過渡時代裏。假如你問小說是什麼，人會告訴你許多個西洋學者的定義，例如“虛構的人物故事”、“散文文學之一種”等等，而且舉出長篇小說、短篇小說幾種不同的體製和名目。但這些都是新名詞，或舊名詞的新用法。“小說”是個古老的名稱，差不多有二千年的曆史，它在中國文學本身裏也有蛻變和演化，而不盡符合於西洋的或現代的意義。所以小說史的作者到此不無惶惑，一邊要想采用新的定義來甄別材料，建設一個新的看法，一邊又不能不顧到中國原來的意義和範圍，否則又不能觀其會通，而建設中國自己的文學的曆史。中國文學史的研究，在這過渡的時代裏，不免依違於中西、新舊幾個不同的標準，而各人有各人的見解和看法。
中國和西洋的文學上的名詞不盡能符合，例如“詩”是中國的意義狹而西洋的意義廣，如用西洋的標準，將概括詞曲和彈詞。“小說”相反，是中國的意義廣而西洋的意義狹，如用中國的標準幾乎可包括歐洲文學的全部。而中國也有狹義的小說，隻在一個短時期裏，又不同於西洋小說的全體。為明白觀念的演變起見，我們必須從頭看起。
《漢書·藝文誌》，那部可珍貴的中國古書書目，是根據比《漢書》撰述的時代再早的一個書目，約當於西曆紀元前後所編定的一期，它裏麵已經列有“小說家”一個門類，而列舉了十幾種書。可惜那些書如今都已不存，所以內容如何，我們已不能明白。據史家說：“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這“街談巷語，道聽途說”兩句話，很容易使現在人誤會以為在那時的農村社會裏有人在講述故事。事實上，中國的有職業的講述故事者的顯著的記載是在第十世紀以後。當然，講故事的習慣即在初民社會裏早應該有，但中國古代有沒有以此為職業的人，是一個問題，而古代人講故事的情形也不大清楚。總之，這裏所說，並不是指那回事。至於那些書何以稱為小說家，《漢書》的撰述者班固有幾句按語雲：“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又說：“閭裏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他特地注重這一個“小”字，也就借此說明了所以稱為小說家的原因。但與其說這是解釋，毋寧說是評讚。這不見得能解釋那些書所以稱為小說書的真的原因，而隻是批評那些書的內容得稱為小說的允當，以及所以收錄入書目的用意。所謂小道者是對大道而言，小知者是對大知而言的。那麼大道和大知又是什麼？我想古人所謂大道或大知，指的是帝王之道和政教得失。古代的學者的精力大部分都用在政治上，而古代的文學也是以政治為中心的。隻因為那些書不講大道理所以被稱為小說是允當的，而它們雖然不講大道理，卻也講出些小道理來，對於閭裏小民是有用的，所以收錄到一個帝室書目之內。
至於所講的小道理是什麼，幸而有那個早期的書目的編纂者的同時人的話來給我們指示。桓譚《新論》的佚文見於《文選注》的一條正說著關於小說家的事，他說：“小說家合殘叢小語，近取譬喻，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原來那些書是有關於治身理家的，所以無怪《青史子》（《漢書·藝文誌》列入小說家的一部書）的佚文裏有胎教以及八歲就外舍束發入大學的話。小說的得名，合桓譚、班固的話看來，既是些殘叢小語，篇幅短小，所講的又是小道理，是形式和內容兩見其小。本來古代的大書是為執政者和從政者所用所讀的，鄉裏小兒、民間父老們看也看不懂，而且也不見得有興味看，也難得有看到的機會。適應於他們的閱讀的另外有一類書，那便是那些小說家者流所造而托名於黃帝、伊尹、師曠諸大名人的小說書了。稗官，如果有這樣的官，無非是鄉長裏長之類，在他們那邊保存著有這些書，或者即是他們的老輩所編造而傳下來的。作者一知半解地從高明的大書裏摘取些議論和常識，再從民間取來些議論、風俗、道德觀念等等以成書，內容必定很雜，怕是天文、地理無所不談的。假如其中有治身理家之言，那麼像後來的《顏氏家訓》，有名物風俗，那麼像《風俗通義》、《博物誌》，有農桑草木，那麼像《齊民要術》，不過沒有那樣的高明而純粹罷了。這些書合於居家人所讀所用而為高瞻遠矚的從政者所鄙棄，所以隻是“閭裏小知者之所及”。帝室書目居然也收采到這些淺陋的書，但恐怕隻挑選了幾部比較高明的吧。再不然，是因為假托了諸大名人而被注意的吧。
這些書即使保存到現在，也無一合於西洋標準的所謂小說的。其中即使有譬喻、寓言、故事，也是短得非凡。至如《虞初周說》，據說是周代的野史，其中必定有許多神話傳說，但要知道神話傳說書像《山海經》、《穆天子傳》的東西，在我們看來是虛無縹緲的，在古代史地學問未曾正式發展時，便算是史地的典籍，同時也作了道家方士的經典，在作者和讀者，都認為真實不過的。所以終不是小說。但如果用中國標準，那麼我們所謂“小說”原先是指這些小書。《漢書·藝文誌》的小說家並非與後世小說家絕無關係，而確是中國小說之祖，因為從魏晉到唐宋所發展的內容至為龐雜的筆記小說，正與之一脈相承。所以在紀元前後的中國人的對於小說的觀念，並未斬斷，反之，仍為後人所因襲，不過書籍愈來愈多，作者益複高明，內容增添，範圍更擴大而已。
從魏晉到唐宋（三世紀到十三世紀）大約一千年中，發展的筆記小說，內容非常龐雜，包括神仙、鬼怪、傳奇、異聞、冥報、野史、掌故、名物、風俗、名人逸聞、山川地理、異域珍聞、考訂、訓詁、詩話、文談等等乃至飲食起居、治身理家之言。有些書籍內容較為單純，有些是無所不談的，而用著“隨筆”、“叢談”、“筆談”、“筆記”、“誌林”、“隨錄”等等的書名，都是些殘叢小語。在作者本人認為是隨筆所寫，不作正經文字看，無關於帝王大道、政教得失的。在讀者是拿它們來消遣，但也是廣見聞，長知識，開卷得益的。作者不少是很有學問的人，所談的也絕不止於閭裏的小知了。但是他們托體於小說，采取漫談的筆墨，而不打起高古的文章調子，也不避俗言俚語，在他們看來已經在用白話作文了。而在我們看來，則是淺近的文言，或者用近人新創的名詞稱為“語錄體”。以現代人的文學觀念來看，其中隻有少數是屬於純文藝的，更少數是可稱為小說的。但是唐宋人一概稱為小說，連宋人詩話當時人也稱為小說。這是小說的傳統的意義。我們可以看明這一大類龐雜的筆記文學正是《漢書·藝文誌》的小說家的繁榮的後裔。
不但唐宋人如此看，直到明清近代還是如此看法。中國的小說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文言的，一類是白話的。後一類的發展在宋元以後，在底下討論。前一類指的即是這些內容龐雜的小書的全體而不是一部分。向來稱為《說薈》、《稗海》、《說郛》等等幾部有名的叢書所囊括的也是這些小書的全體。胡應麟的分類可以代表一個十六世紀的中國學者對於小說的看法。他把小說分為六類：
一曰誌怪：搜神，述異，宣室，酉陽之類是也；
一曰傳奇：飛燕，太真，崔鶯，霍玉之類是也；
一曰雜錄：世說，語林，瑣言，因話之類是也；
一曰叢談：容齋，夢溪，東穀，道山之類是也；
一曰辯訂：鼠璞，雞肋，資暇，辯疑之類是也；
一曰箴規：家訓，世範，勸善，省心之類是也。
這六類並不能把筆記小說的門類盡為囊括，不過舉其犖犖大端而已。我們覺得尤其可佩的是他把《顏氏家訓》等書也列入小說而成為一類，竟與一千六百年以前桓譚的話呼應。至於《世說》、《語林》之類正是殘叢小語的代表作，那更不用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