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中下三卷
陸侃如 馮沅君合著
大江書鋪印行
三卷合價五元
陸侃如、馮沅君兩先生所合著的《中國詩史》,共分三卷:上卷從中國詩的起源論到漢代及漢以後的樂府;中卷從曹植論到杜甫,包括了魏晉南北朝隋唐詩歌的全部;下卷從李後主論到元明清的散曲,撇開了中國狹義的所謂“詩”,而討論近代的“詞”和“曲”。上卷的出版在一年以前,而下卷是新近方始出版的。
名為“詩史”,何以敘述到詞和曲呢?原來陸、馮兩先生所用的這個“詩”字,顯然不是個中國字,而是西洋Poetry這一個字的對譯。我們中國有“詩”、“賦”、“詞”、“曲”那些不同的玩意兒,而在西洋卻囫圇地隻有Poetry一個字;這個字實在很難譯,說它是“韻文”吧,說“拜倫的韻文”,“雪萊的韻文”,似乎不甚順口,而且西洋詩倒有一半是無韻的,“韻”,曾經被彌爾頓罵做野蠻時期的東西。沒有法子,隻能用“詩”或“詩歌”去譯它。無意識地,我們便擴大了“詩”的概念。所以滲透了印度歐羅巴係思想的現代學者,就是討論中國的文學,覺得非把“詩”、“賦”、“詞”、“曲”一起都打通了,不很舒服。陸馮兩先生把詞和曲也認做詩是很自然的事。不過照這麼辦,第一,也得把“賦”合並在內。賦,從體裁上說,是有韻的;就是給讀者的情緒,也近於詩,而遠於奏議、論說、遊記那一類的東西。而況“詩”(編者注:似為“賦”)是六義之一,楚騷的正流呢。枚乘的《七發》,脫胎於宋玉的《招魂》,開漢賦的法門,無疑地是一篇創造的、偉大的作品;而《詩史》用千餘言討論《招魂》,竟無一字提及《七發》!作《子虛》、《上林》的司馬相如,無論如何是古代一大作家,但是倘使他沒有幫漢武帝作《郊祀歌》,恐怕也連名字都不見於《詩史》了。
漢賦寫山川人物,有點像方誌,字書;用問答嘲諷,有點像縱橫辯士;這些是不純粹的地方。直到王粲的《登樓賦》方始踏進了抒情詩的領域。以後兩晉南北朝的小賦,實在隻是較長的詩,而且內容和形式比詩更豐富,更美。這些小賦夾雜用五言、七言、四言、六言,比整齊的五言詩有變化得多。陶淵明的《歸去來辭》、《閑情賦》,豈在《飲酒》、《歸田園居》之下;鮑照的《蕪城》,梁元帝的《采蓮》、《蕩婦秋思》,豈不比他們所作的樂府更好?《哀江南賦》是《離騷》以後第一篇大文字,如果略掉它而講庾信,豈不等於不講?作者在敘論南北朝作家時,特地避免賦,而專討論樂府小詩,不能不說是去大就小。西洋詩通常較中國詩長,有許多竟是賦體,而中國如陶淵明的《閑情賦》,翻成洋文,實在是頂好的戀詩,可以放到濟慈、海涅的集子裏去的。
“賦”是中國古代的長詩,“彈詞”是中國近代的長詩。所以,第二,《詩史》不應該把彈詞屏棄。《天雨花》、《再生緣》這一類的作品,誠然不能說是最高的文學,但卷帙之多,結構之大,對於民間小兒女影響之深,不容我們忽視。《詩史》下卷甚至於把“掛枝兒”、“馬頭調”,紹興歌謠,“打鐵打家刀”等都介紹到了,何以反把比較整齊偉大的民間詩歌“彈詞”、“鼓詞”一類的東西遺漏不講呢?考彈詞直接出於唐代的佛曲,以血統而論,她是近代二大文學戲曲和小說的祖姑。彈詞,戲曲,小說三者同源,都出於“佛曲”或“變文”,是印度文學給我們的頂大的賜予,是東方文學史上的奇跡。彈詞是東方的Romance Literature,是近代文學的源泉。它的散文的部分,變成口白,而拿曲牌或套數代替了整齊的七言詩,便具了戲曲的雛形。“諸宮調”、“彈芻扌”、“弦索”,還不是彈詞和戲曲之間的東西?“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在高則誠沒有作《琵琶記》之前,先有南宋的盲翁在彈唱蔡伯喈的故事了。把它的散文部分擴大,把它的詩的部分縮小,移到篇首作為“開篇詩”,或者插在中間,作“有詩為證”,便變成章回小說。我們看《唐三藏取經詩話》等類較古的小說裏麵插著這樣多的詩,便可以悟出平話小說的來曆。有許多人歎惜於中國沒有偉大的史詩,覺得中國文學黯然無光。有人假定以為中國古代應該也有如希臘的《伊裏亞特》、《奧德賽》,印度的《摩訶婆羅多》、《羅摩衍那》一類的東西,不過但憑口說,沒有文字記載下來罷了。這是食西不化之論。中國古代沒有史詩,正如中國古代沒有悲劇一樣,並不足怪。讀如《九歌》那樣華美的楚國祀神之曲,令人聯想到希臘Dionysus廟裏伴舞的合唱,何以中國不早產生戲曲,直到金元?原來文化上的東西,自創者少,靠各民族間相互傳授貸借者多。印度的戲曲似乎是從希臘借來的,不然何以古代沒有?亞曆山大東征以後才有?歐洲古代沒有小說,中世紀以後才有,是不是受印度、波斯、阿拉伯文學的影響是一個問題。所以我們中國古代絕沒有彈唱說書的人,非等到聽見了西域人說佛經故事不可。可惜在這個時候,我們的民族早已到了開明時代,不能再產生初民文學“哀比克”式的東西了。不過有一部著作,在它的口講流傳有幾百年之久以上,在它所敘的戰爭和英雄的故事確曾沁透了中國民族的靈魂上,很夠得上中國史詩的資格的;這部書便是《三國誌演義》。不幸這部書的最後寫定,用了章回小說體,不用彈詞體!不過我確曾見過一部《三國誌鼓詞》,係用蔡伯喈開場的,散文大概遵羅本,而加入了同樣多的韻文,比《演義》卷帙增多一倍。詞句幹脆,靈活,當時讀了,非常高興,以為發現了一部中國的史詩。雖然這部書似乎是一人的私編,而北方民間所唱的《長阪坡》、《華容道》等,並不與此書合,但總是《中國詩史》上的好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