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一遍遍地和別人講他們對於公平的追求，讓我想起另外一個我非常敬佩的案例——新東方創始人俞敏洪。他和人講話的神態、眼鏡片後麵發射出的真誠的光彩，也會讓你覺得這個人是個偏執狂。當年他作為一名北大的老師，小日子過得也是讓很多人羨慕的，他能夠以那樣的毅力在北京五道口一帶，遇到電線杆就貼小廣告，見到人就一遍一遍地重複他從絕望的窮山中劈出一塊寶石的信念。他的毅力和他宣傳自己觀點的感染力，在我看來這種精神和上訪的、維權的那些人是一樣的，但是俞敏洪把毅力和偏執的精神用在了英語培訓上，在這方麵做出了一番事業，而那些維權的人，在現在的中國會受到很大的損失。
前段時間我和學術界的人交流，發現中國近幾年有兩個專業領域在國際學術上發展得特別快，一個是生物科學，一個是材料科學。原來在國際一流的期刊上很難有中國學者的文章，而最近這些年，從一開始有個別幾篇在海外的華人學者發表的文章，到後來有些華人學者被請回國內教書，越來越多的華人文章出現在每一期的國際期刊上。
我理解材料科學和生物科學非常枯燥，是讓人很難堅持下來的一門學科。比如諾貝爾獎裏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需要的是天才的想象力；而有一些發現，比如居裏夫人的，是需要長期艱苦的實驗，為了發一篇論文要廢寢忘食，要跟自己較勁，是非常枯燥的過程。有時候是需要跟得上前沿的文獻，有時候是比誰更加勤勞。同樣一個實驗，也許國際上有幾個實驗室都在朝這個方向努力，你能夠夜以繼日、廢寢忘食，帶著一批研究生努力地做，搶先把這個實驗成果做出來發表了，這個成果就是你的了。中國學者成批地在材料和生物學科方麵，在國際一流期刊上占據一席之地，在我看來，與中國人的勤奮，認定一個目標能夠忍受枯燥，不斷的努力是非常有關係的。這也讓我想起富士康的生產模式，枯燥的企業，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成功的案例，在中國，包括前幾十年的東亞國家，如日本、韓國等這些國家的企業，就有生存的空間。在我看來，這是長期的東亞生產方式對人的訓練，是對枯燥的忍耐和勤奮的自我挑戰的能力發揮了作用。把這種能力發揮在打工上，能成就出富士康這樣勞動密集的企業；發揮在創業領域，可能就會成為像俞敏洪這樣成功的創業者，創立非常著名的企業；發揮在科學領域，就會誕生一批國際前沿的學者。
英特爾創始人安迪·格魯夫曾說過一句震撼人心的話：隻有偏執狂才能生存。某種角度來講，一個民族就如同一個品牌，需要獨立的信仰和哲學才能凝聚人的力量。偏執不是和常規格格不入，而是一種把常規推向極致的認真、堅韌、百折不回的精神。那些維權的人有百折不回的精神，在很多人看來，也許他們像神經病一樣，是被人同情的非常可憐的形象，但是，這種不懈的追求，未來也許會把這個國家的公平和正義推到一個世界領先的高度。
（2014年）
民粹如同青春期
現在有很多學者對社會上越來越明顯的民粹主義氛圍感到憂慮，比如清華大學曆史係教授秦暉就對民粹主義有過一些批判。但我注意到，在民主轉型期間，幾乎所有國家或地區都會不可避免地遭遇民粹主義的浪潮。有一本書是專門討論民粹主義的危害的，叫《民粹亡台論》，作者是台灣大學心理學係教授黃光國，他曾與我有過這方麵的交流。他說，民粹主義在台灣地區表現得非常極致，幾乎要將整個台灣毀掉了，而且他覺得最可惡的是，民粹主義經常打著民主的旗號出現。因為我們現在還很難說清楚區分民粹和民主的清晰界限到底在什麼地方。
黃光國的憂慮有一定道理，但也有些誇大。一方麵，台灣的民粹主義傾向確實很嚴重，在台灣的電視節目中，內容以罵政府、調戲政府為主的節目在民間大受歡迎，民間的政治運動也是風起雲湧。但在另一方麵，以我到台灣的親身感受來看，台灣並沒有因為民粹主義的興起而滅亡。或許是因為民粹運動使得民間的怨氣、憤怒得到了發泄和表達，整體社會充滿著溫良恭儉讓的風氣。
台灣很早就已經開始了民粹主義的發泄，自蔣經國時代開始，綠營運動的發酵就一直沒有停止過。在這個過程中，民粹主義和精英主義已經在台灣的政治架構中找到了一種平衡。我反而對大陸的民粹主義抱有更大的憂慮，因為大陸的權威主義氛圍使得民間情緒大量積壓，積壓的時間越久，爆發出的能量就越大，民粹運動也就會越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