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人內心都可能有自己的神，而我們社會可以有一種普世性的善，今天的中國社會已經開放到人們可以從不同的路徑用自己的方式來達到它，而不必在統一的號令下，邁著整齊的步伐。
眾善同歸的時代
前一段時間我在雲南山區調研，發現在當地有形形色色的扶貧項目，幹什麼的都有，有的是資助困難群眾養雞，有的是引進優良經濟樹種，有的是幫他們修水窖、排水溝，還有的是資助村裏修路蓋房子。當然，幫助窮孩子完成學業，或者給無錢醫治的白內障患者提供醫療服務就更不用說了。而且，從事這些扶貧工作的團體也是五花八門，有的團體估計大多數中國人名字都沒有聽說過。我帶著好奇心問當地的幹部，你們不覺得這樣有問題麼？畢竟我們從小受的教育和接受的宣傳，給困難群眾送溫暖都是逢年過節政府幹部做的事情。一位當地政府扶貧辦的官員說：“隻要他們做的是善事，我們有什麼理由不讓他們做呢？我們（政府）做得不夠好的地方，還不讓別人來做不就太說不過去了麼？”他的話大家都覺得很有道理，也容易引起很多思考。
一種勢力如果試圖壟斷所有的權力，我們會把它稱為獨裁。可是如果一種勢力試圖排他性地壟斷所有的道德資源，隻有自己能做好事，卻排斥別人，人們卻常常被麻痹不會產生同樣的警惕，而這同樣是根植於人性深處的一種邪惡力量，可怕的是這種邪惡的發作往往以善的外表包裹，利用人們內心的軟弱，進行精神脅迫，順我者做什麼都是革命行為，非我族類者做再好的事也可以被扣上“別有用心”的帽子，這種唯我獨善的善霸作風所帶來的教訓史不絕書。
蘇聯那位最終自戕的作協主席法捷耶夫有一部膾炙人口的作品叫《青年近衛軍》，是以克拉斯諾頓城青年近衛軍的真實故事為題材的小說，作家飽含熱情完成了這部作品。斯大林沒有讀過這部小說，就頒給了他斯大林獎金，但當他看了根據小說拍成的電影後頓時大發雷霆，進行了嚴厲的批判，罪名是“把青年英雄們的偉大戰鬥寫成是自發性的，沒有突出黨的領導”。
無獨有偶，我們國家曾經有一位一心一意興辦義學的傳奇人物，他相信窮人的孩子如果受了教育，就不會受人欺負，所以他沒有選擇革命的道路，並為自己的夢想付出了一切。結果換來了多年以後的一篇《人民日報》社論：“像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清朝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鬥爭的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並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醜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
我采訪過的丁光訓老先生對此感觸深刻：“為什麼我們過去對於和自己的方式和出發點不一樣的善行就不能尊重欣賞呢？我們基督徒把自己的工作和主的榮耀聯係在一起，雷鋒、白求恩他們不信耶穌，但他們做的好事哪怕在我們基督徒眼中不是一樣有價值麼？”好在今天我們的觀念早已不再那麼偏執，前些日子某報有一篇文章引起的風波就很有意思。它報道一個曾有“扶貧狀元”美譽的企業家，犯罪被捕，被判有罪，就呼籲警惕“黑老大的偽善”。此文一出引起了網上很多爭議，不少人都打抱不平，就算這位老兄真的是“黑老大”，他就不能“天良未泯”至少有一念之善麼？即使他有犯罪行為，他做的好事畢竟還是好事。這一風波從一個側麵說明我們的社會已經開始意識到，即使自己是“好人”，也沒有壟斷善的權力。在今年“兩會”上，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還特別提到鼓勵社會各界參與興辦慈善事業，這是有史以來政府工作報告第一次涉及慈善事業，而且對於開放慈善事業表述得如此清晰。
每一個人內心都可能有自己的神，而我們社會可以有一種普世性的善，今天的中國社會已經開放到人們可以從不同的路徑用自己的方式來達到它，而不必在統一的號令下，邁著整齊的步伐。據說詩人白居易曾經請教一位高僧解釋佛教教義，答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如果你問雷鋒、朱伯儒共產主義理想是什麼？估計他們會回答“為人民服務”，其實任何信仰假如能夠打動人，其終極內核恐怕都是這樣質樸簡單，也相互兼容。
（2005年）
偏執性格的優勢
前些日子我看了一本書，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編的《中國底層訪談錄》，書中采訪了中國很多底層老百姓，比如上訪者、維權者。客觀地講，我接觸過這些人，包括這本書裏麵描寫的這些人的狀況，很多人是偏執狂。這些人的偏執表現在他們的思維方式，或者說他們努力的方向是鑽牛角尖。比如他們在村裏遭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我們講退一步海闊天空，又何必在這件事情上較勁呢？而他們為了這一件事情，可以百折不回，幾十次上百次地跑到北京上訪，從縣到市、到省，一步步上訪，不撞南牆不回頭，撞了南牆也不回頭。而且他們能夠一遍一遍地跟別人重複自己的遭遇，非常執著。作為旁觀者看來，他們付出的努力是很不值當的，何必要讓自己成為那樣呢？但是，他們就執著於這樣的意誌，一定要討個能接受的說法，有點像堂吉訶德的那種執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