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剛爆發，四川的《新民報》在第一時間印發了號外，並在第一時間把這些號外傳遍了整個成都市。十來歲的報童，甚至光著腳把這些號外送到了距離成都20多裏的鄉下。四川的民眾開始覺醒，他們通過各種方式表達自己的不滿和抗議，而這一切離“盧溝橋事變”僅有一天的時間。四川的軍人們也團結起來，而在這之前他們相互之間爭鬥了整整20年，就在“盧溝橋事變”爆發的第三天，這些軍人們眾誌成城，所有川軍將領都隻有一個意思：寧死不做亡國奴。劉湘更是對自己的老對手李家鈺讚不絕口，原因隻有一個，李家鈺早已致電南京，請纓抗戰，並作詩一首：“男兒仗劍出四川，不滅倭寇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間到處是青山。”
7月9日，川康整軍會議匆匆閉幕，10日，劉湘通電請纓出川抗戰，13日再次通電，主張全國總動員，與日本拚死一決。
8月7日，成都鳳凰山機場，劉湘帶領川軍將領趕往南京開國防會議，在機場外，1萬多人前來送行，他們的代表把“川人抗戰請願書”遞到了劉湘手中。劉湘感慨萬千，這是他第一次接受這麼多群眾的送行。從那以後，劉湘“傾全川之力，支持抗戰”的決心更加堅定。8月7日下午，在國民政府國防部會議室裏，劉湘作為地方代表第三個在會議上發言，他沒有高昂的語言、華麗的辭藻，隻是用了幾個數字說明了四川抗戰的決心：“四川可出兵30萬，供給壯丁500萬，供給糧食若幹萬石！”與會各地的將領頗多，隻有劉湘一人拿出了實實在在的東西，因為這也是幾千萬四川父老的共同心聲。
1937年9月，成都少城公園，第一批出川抗戰的“川軍”就要出征了。成都數萬名群眾趕來為他們送行。唐式遵，這個在軍閥混戰時以消極作戰而聞名的將領，在出征的將台上吟出了“不滅倭奴誓不還”的詩句。當年他無意參與國內軍閥混戰而被人遺忘，今日，他為了民族大義，與數萬四川父老做“易水之別”，不僅如此，他還毀家紓難以示抗戰決心。接著，中下級軍官、婦女甚至連十來歲的兒童也上台致詞。沒有人哭泣，也沒有人留念，有的隻是將士與民眾的澎湃熱血。在這第一批出川的幾十萬將士當中，多數人都給自己的家人留下了遺囑。
1937年寒冬，西充，一個位於川北偏遠的小鎮，在這裏唯一的廣場上，隨處可見前來報到參軍的青年。短短一天時間，有800多人報名參加了“義勇壯丁隊”並奔赴抗日前線。八年抗戰下來，這800多人沒有一個能衣錦還鄉，他們全部為抗日獻身。
同樣是在這個寒冬，在四川安縣曲山鎮，一個叫王建堂的青年帶著父親給的“死”字旗來到了報名處。白色的“死”字旗，用黑色的墨跡寫著“傷時拭血，死後裹身”的誓言。一麵“死”字旗激勵的不隻是王建堂一個人，它激勵著每一個在抗日戰場上的川軍士兵；一麵“死”字旗，表示的不隻是王建堂一家人的決心，它更是千萬個四川家庭抗戰兒女的堅定決心。
1940年冬天，在重慶，在成都，在四川各地，都發起了為前線戰士“獻金”、“獻寒衣”運動。僅一個冬天，在重慶募集的抗戰公債就達到千萬美元之巨。這還不算在各地開展“春季勞軍”的競賽活動中募集到的上千萬資金和物資。整個抗戰期間，四川各界不停開展“獻金”活動，甚至有乞丐把自己剛討來的錢扔進了抗戰的募集箱。四川人民不僅在精神上支持抗戰，更是用自己的行動去證明一切。
1941年9月，在四川農村的田埂上，隨處可見農民們推著四川獨有的“雞公車”去送抗戰公糧。這一年四川春旱夏澇，許多農民家裏連自己的口糧都所剩無幾。但是就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沒有一個四川農民欠繳過“抗戰公糧”，農民用最樸實的話說出了自己的決心：“軍隊在前方打仗，吃不飽就沒有辦法拿命去拚”，“我們吃觀音土也要交齊公糧”。四川一省之地，在1941年到1945年，光稻穀就交了8 828.6萬石，整個抗戰時期，四川募集的軍糧占全國的三分之一，是全國之最。這個“全國之最”是幾千萬四川軍民從口中省出來的，為了供應糧食到前線，四川大部分人都改為了一天兩餐。
除此之外，四川還有300多萬的民眾，義務服勞役默默地為後方修建各種各樣的軍事設施。八年抗戰裏，四川為中國做的貢獻是巨大的。當時全國的工業、機關、高校都撤往了四川，隨之撤來的還有幾千萬的人口，四川這片土地同樣無私地養育了他們。從重慶開始成為陪都的那一天開始，日軍就開始了對四川進行無情的轟炸，對重慶的轟炸更是慘絕人寰，但是四川人民就是在這樣的轟炸中，仍然意誌堅定、屹立不倒、傾盡所有，無私支援全國抗戰。
1937年8月，川軍各部遵照軍委會的命令，組成第二路預備軍，總司令劉湘、副總司令鄧錫侯，下轄兩個縱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