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楚地記得，1976年11月，正當舉國慶賀打倒“四人幫”的勝利時，我又一次到了上海。當天晚上，我就去湖南路尋訪黃宗英和趙丹，碰巧他們倆都在家，我們慶幸又相會了。他激動地談起在十年浩劫中的種種遭難，那簡直是令人難以置信的！老實說，我的心靈又一次受到了難以忍受的衝擊。我覺得我也更了解他了。作為一個晚輩，我從他的身上汲取了不少有益的東西。談著談著，不覺夜已深，將近十二點鍾的時候，他突然站起來，激動地說：“哎！不談這些了。這已經是過去的事了！咱們該喝點酒慶賀慶賀啦！”他從櫃子裏取出了瓶兒啤酒，又讓宗英拿來了幾盤小菜，於是我們三人促膝對飲，共賀勝利。我發現他的情緒極度興奮。他不無感慨地說：我的一生被浪費了不少時間。其中有十年半之久是在兩個監獄裏度過的——第一次：1940至1945年，當他還隻是一個25歲青年演員時，由於向往蘇聯，想通過新疆前往蘇聯學習斯坦尼表演體係，便和好友王為一、朱今明、徐韜同行，長途跋涉趕往新疆，卻被國民黨盛世才當做“赤色分子”逮捕入獄。還是由於周總理的營救，他們才得以重見天日。這一次整整五年！第二次：1968至1973年，正是他藝術生命達到高峰的時候，又被“四人幫”投入監獄。這一次整整五年半！鐵窗烈火，煉就了他一顆赤誠之心。他說，一定要把“四人幫”時損失的時光奪回來！這當兒，他又提起了《魯迅傳》，他多麼希望這部片子能搬上銀幕，在銀幕上創造一個自己仰慕的魯迅形象。對於他如此強烈的事業心，我深為感動。
這次，他還關心地問起我這幾年的情況。我因不久前剛剛在勝利登上珠峰歸來的中國登山隊生活了將近一年，登山健兒的事跡記憶猶新，便向他敘說了一些。誰知，他非常感興趣，仔細地聽著，聽著，他“砰”地站起身，說：“這要是搞一部電影該多好！瞧，我腦子裏已經有了畫麵，鏡頭一開始，瞧！雪山，冰塔林，身著紅色綠色黃色鴨絨衣的登山隊員，攀登在白茫茫的崇山峻嶺間……多美的畫麵哪！我來編導好不好？或者演一個角色？你回北京告訴一下登山隊。”夜深了，我告辭了。握別時，他笑著提醒我，你們編的登山報告文學集出版後，別忘了寄我一本。我說：一定。
回到北京，我如約給他寄去了報告文學集《踏上世界之巔》，並將他有興趣編導登山電影劇本之意轉告了中國登山隊隊長史占春同誌。老史和登山隊員們聽了都很高興，隻是後來由於他有新的工作任務，未能如願以償。我們再度見麵時，提起這件事，他連說：遺憾！遺憾！
這個再度見麵的時間，是1978年的春天。當時，趙丹同誌高興地接受了拍片任務——在一部影片中扮演敬愛的周恩來總理。他住在北影招待所。黃宗英同誌也在。為了能夠在銀幕上再現總理的光輝形象，他用了多少心思，下了多少工夫啊！他詳細地翻閱了有關資料，聽總理的錄音，學總理的語言、風度，回憶與思考以往同周總理的接觸……試鏡頭期間，因為化妝需要，有一陣他不便吃飯，每天隻能用蠟管吸食牛奶。他還剃了頭，做了多方麵的準備。我們去看他時，他房間的桌子上擺了幾幀“總理”的照片，那相貌，那風度，生動逼真，引人注目，如若不是黃宗英從旁點破，我們都還信以為真呢！他的床頭端端正正地懸掛著總理在病中拍攝的那張彩色照片。床上散放了一卷國畫稿，打開一看，都是他的手筆。這可出乎我意料之外，阿丹還是個畫家嗎？！
是呀，阿丹還是個畫家呢！他興致勃勃地向我們說，他早年曾是上海美專國畫係的優秀生哩。著名畫家潘天壽和黃賓虹都曾是他的指導老師，他與藝術的結緣還是從繪畫開始的呢！
我和同去的南寧翻看著他的畫。突然，四幅色彩絢麗的山水畫吸引住我們。畫麵是用迥然不同的色彩點染出一年四季的不同景色，筆觸清秀，充滿生氣。我們愛不釋手，但又不好意思要。他看出了我們的心思說：想偷走？我們說：太喜歡了。他點點頭。我們走時果真悄悄帶走了。事後，黃宗英告訴我：你們走後，阿丹發現失盜。他沒有生氣，反而說，有人偷他的畫，說明他的畫還有點價值呢。他聞“盜”則喜。就在這一次，他要我們幫他注意收集總理的照片，他要仔細研究。我說，你見過總理那麼多次，那麼熟悉，還要照片幹嗎。他說，我要從各種場合、各種角度研究，這可不能有一點馬虎！然而，過了不久，不知為什麼，這個角色又不讓他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