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向遠著作集》全10卷經過一年多的醞釀與運作，即將全部出版。雖然隻不過是舊作的修訂與再版，但以《著作集》的形式，以10卷、400萬字的規模，將此前的大部分著作一次推出，在我迄今的學術研究經曆中還是第一次。
之所以要在這個時候出版這樣一套書，對我個人而言頗有點“中期總結”的意思。1987年，我25歲時起在北京師範大學中文係執教，並開始了學術研究的生涯，到2007年止已滿20周年，年齡也已屆45周歲。20年，我的職業教師生涯過了一半；45歲，也將我的人生劃出了一條分界線。這個年齡，或許在老一輩眼裏還很年輕，在小一輩看來卻已經與他們隔代了。到了此時此刻，即使是在多麼寬泛的意義上，我都不得不向值得懷戀的“青年教師”時代揮手道別。雖然，《著作集》所收錄的並不是我“青年教師”時代所有的文字（澤著和絕大多數單篇文章未收），但它也足可成為我20年學術生涯與青春歲月的證明。這些年來，讀書、思考、寫作，已經成為我樂此不疲的生活習慣與存在方式。無奈努力不夠，能力有限，雖經努力，漫長的20年歲月，所收獲者也僅此而已。
然而葑菲不棄，敝帚自珍，人所難免。現在用《著作集》的方式將舊作一並修訂，推出一套“定本”，既可方便讀者購讀，也滿足自己敝帚自珍的俗心，同時以此給自己今後的研究寫作確立了一個新的起點——以期在若幹年後，能夠從第11卷起，將《著作集》繼續編輯出版下去。
《王向遠著作集》的出版，幸賴國家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的資金資助，得益於寧夏人民出版社對學術出版事業的重視與支持，在此謹向培育我的北師大、向關心幫助提攜我的諸位師友，向寧夏人民出版社及哈若蕙副社長、史芒副編審等編輯人員，表示我誠摯的感謝。
為使出版順利進行，在編校出版過程中，寧夏人民出版社與作者方麵聯合成立了“王向遠著作集》編輯出版委員會”，成員包括哈若蕙、史芒、譚立群、周慶鵬、賀秀紅、蔡文貴、姚發國、李穎霞以及開華（北京師範大學漢語文化學院副教授）、陳春香（山西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李群（湖南大學文學院講師、博士）、於俊青（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生）、馮新華（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講師）、王升遠（上海師範大學日語係講師）、周冰心（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碩士生）。以上各位作為委員會的成員，為《著作集》的編輯出版付出了辛勤勞動。此外，柴紅梅、楊書、李鋒等也參與了有關書稿的校對工作。
更使我感激和榮幸的是，國內一流的各方麵權威專家為《著作集》各卷撰寫了“解說”，使《著作集》增輝不少。其中，第一卷的“解說”是已故恩師、原東方文學研究會會長陶德臻教授生前為《東方文學史通論》單行本撰寫的序言，此次用於著作集第一卷的“解說”，以表示對先生的感恩與懷念。第二卷“解說”由天津師範大學文學院院長、中國東方文學學會副會長孟昭毅教授撰寫；第三卷“解說”由東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日本文學研究家孟慶樞先生撰寫；第四卷“解說”由天津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著名日本文學專家王曉平先生撰寫；第五卷“解說”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現代文學室主任、中國現代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現代文學與中日比較文學專家張中良（秦弓）教授撰寫；第六卷“解說”由中國比較文學教學研究會會長、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比較文學專家陳惇先生撰寫；第七卷“解說”由中國比較文學研究會副會長、上海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最早開拓者之一孫景堯先生撰寫；第八卷“解說”由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副會長、上海外國語大學高級翻澤學院教授、《中國比較文學》雜誌主編、翻澤理論家謝天振先生撰寫；第九卷“解說”由北京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所長、國外漢學及中國淪陷區文學專家張泉研究員撰寫。對以上各位專家深表謝意。此外，我妻開華副教授雖不是日本右翼問題的專家，但第十卷作為單行本出版時她曾反複校讀，對書稿內容有周到的理解，現把她公開發表過的一篇文章稍加改動，用作第十卷的解說。
王向遠
2007年7月18日
析，以及他對翻澤文學、外國文學、本土文學三者的關係的界定和區分。向遠指出：這三種文學類型“是以跨文化跨國界為依據對文學類型所做的一種充分的、完全的劃分，也是文學研究的一種基本層麵和重要的切入點，因而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把翻澤文學理解為文學類型的一種，這就從一個側麵解決了翻澤文學相對獨立的地位和存在價值的問題了。
接著在對翻澤文學與文學翻澤進行區分時，向遠教授又對翻澤文學做了頗具其獨特見解的思考。他寫道：“翻澤文學‘當然必須是‘文學’。也就是說，‘文學翻澤’作為一種行為，其目的是使行為的結果、行為的產品成為‘文學’，但事實上，並不是所有的‘文學翻澤’都能夠成為‘翻澤文學’。任何一個懂一些雙語的人，都可以進行‘文學翻澤’，但並不是任何一個從事翻澤的人，都能夠創作出‘翻澤文學’……隻有高水平的翻澤者、隻有優秀的澤文，才能稱得上是‘翻澤文學’，才能稱得上是一種‘藝術’，成為一種‘翻澤創作’即‘澤作’。在曆史上已有的大量的‘文學翻澤’中，能夠成為’翻澤文學的，隻是其中一部分罷了。”他認為，不好的澤文澤本甚至是壞的澤文澤本，“糟蹋了、破壞了原文的藝術麵貌，使文學藝術成為非文學藝術，剝奪了一本優秀的原作應該給予讀者的審美感受，也就等於扼殺了原作在澤入國的生命。這種澤本本身，隻是‘文學翻澤’，而不是‘翻澤文學’。使‘文學翻澤’成為‘翻澤文學’，是澤者自覺追求的目標。”
這裏向遠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也很有探討空間的關於翻澤文學的命題。這讓我想起了比較文學界關於“世界文學”的討論：一部分學者把世界文學理解為各國、各民族文學的總和，而另一部分學者則把世界文學理解為一種價值判斷——隻有經得起時間考驗的、被世界各國、各民族讀者喜愛的文學作品才能算是“世界文學”。顯然，向遠不僅將翻澤文學理解為一種文學類型，也把“翻澤文學”理解為了一種價值標準——“隻有優秀的澤文，才稱得上是‘翻澤文學’”。作為一家之言，這樣說當然也未嚐不可。隻是我覺得，如果把翻澤文學定位在“優秀的澤文”，那麼那些“非優秀的澤文”的位置放在哪裏呢？我擔心，讓“翻澤文學”承擔起價值判斷的任務，還會引發另一個麻煩事，那就是價值判斷的標準：用什麼作為判斷屬於或不屬於“翻澤文學”的標準？依我看，“文學翻澤”與“翻澤文學”在價值判斷上的標準應該是不盡一致的：“文學翻澤”基本上是以是否忠實於原文、是否傳遞出了原文的審美效果等為它的最高標準，而“翻澤文學”就不能僅僅停留在忠實與否以及審美效果這樣一些標準上，而還應該考慮該澤作在澤入國中的曆史文化背景、傳播、接受、影響、作用等因素，否則林紓、嚴複、龐德等人的澤作恐怕就難以被視作“優秀的”澤作而進入翻澤文學的殿堂了。所以我的一個不成熟的想法是，這種價值判斷的事，就交給翻澤文學的鑒賞家和批評家以及翻澤文學史家去做吧。把翻澤批評從翻澤文學、甚至從翻澤文學史中排除出去，這樣翻澤文學的研究就全部集中在文學、文化層麵上，從而也與傳統的文學翻澤研究劃清了界限，這於翻澤文學的建設也許是比較有益的。其實向遠本人對此也已經有所注意，他在《翻澤文學導論》裏專門辟出第九章討論了翻澤文學的“鑒賞與批評”問題，把鑒賞與批評視作“翻澤文學實現其價值和效用的必要環節”。當然，以上想法也隻是我的一家之言，寫出來無非是借此機會向向遠教授請教，也順便與讀者一起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