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天振
大約兩、三個月之前吧，我收到王向遠教授的來信，緊接著又接到他的電話，他告訴我他即將推出十卷本的《王向遠著作集》，其中第八卷是專講翻澤文學和文學翻澤的，收入他此前出版的兩本專著——《翻澤文學導論》和《中國文學翻澤九大論爭》。向遠希望我以一名翻澤研究家的身份，仿照國外一些出版界的做法，為第八卷寫一篇“解說”文字，我當即欣然應諾。
我與向遠認識的時間已經有好多年了，但是回想起來，彼此坐在一起促膝暢談的機會卻一次也不曾有過。在我的印象裏，向遠伏案寫作的時間好像抓得很緊，很少出來參加活動，僅有的一次在學術會議上見了麵，也隻是打一個照麵，簡單的幾句寒暄，就匆匆擦肩而過了。然而這並不妨礙我對他的了解，因為向遠每有新著問世，總會在第一時間寄贈給我。而我在收到他寄贈的大作後，也總是讀得津津有味，不光是因為這些論著的內容與我的專業興趣一致或接近，更重要的是，還因為他的論著大多文筆犀利，充滿激情，富有思辨性，給人印象至深。在翻澤文學研究的領域裏，向遠教授對翻澤文學與文學翻澤的理論探索，更是以建構性、係統性、縝密性見長，他的《翻澤文學導論》對翻澤文學原理的構建、《中國文學翻澤九大論爭》對文學翻澤論爭的概括與總結，都具有一定的創新與開拓性，對於讀者係統了解翻澤文學的學科內容，把握翻澤文學的規律特征、閱讀與鑒賞澤本，都大有裨益。
我國學術界對翻澤文學的關注和重視，如果從梁啟超、胡適算起，差不多正好是一百年的曆史。然而在這一百多年的時間裏，在前半個世紀裏，我們的學者大多隻是注意到翻澤文學的存在，認識到翻澤文學的功用，卻鮮有人從理論上、從學術層麵上，對翻澤文學作為一個相對獨立存在的文學類型的性質、歸屬等問題進行深入的闡述與研究。因此，長期以來，我國學界對翻澤文學的認識是比較模糊的。記得1987年粵港閩三地比較文學學會聯手在廣東省中山市舉行了一次比較文學研討會，在那次會上我第一次就翻澤文學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問題提交了論文並發了言，我的關於“翻澤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的觀點當時激起了非常強烈的反響，質疑者甚眾，以至於本來在一旁正和陳思和教授一起說著悄悄話的殷國明教授都開始為我感到不安，出於朋友情義，他甚至準備“拔刀相助”，但據說被思和勸住了：“沒關係的，謝天振肯定應付得了。”這篇發言後來整理成文《為“棄兒”尋找歸宿——論翻澤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發表在陳思和、王曉明在《上海文論》主持的專欄“重寫文學史”裏。
從1989年起，我幾乎每年都會發表幾篇論文闡述我本人關於翻澤文學、文學翻澤、翻澤文學史的觀點。對我的觀點，陳思和教授作為一名出色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家是非常理解並支持的。另外，在文學翻澤領域成就卓著的著名翻澤家方平先生根據他豐富的文學翻澤實踐和經驗體會，也非常能理解我關於翻澤文學的觀點。每次看到我發表的文章後，他總是熱情地打電話來與我交換意見，一談就是半個小時以上，我從中受到很大的鼓舞。他甚至建議我把我當時正在撰寫的拙著《澤介學》就直接改名為《翻澤文學——爭取承認的文學》，覺得這樣於爭取翻澤文學在中國文學中的地位來說更直截了當，也更有氣勢。
然而盡管如此，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我關於翻澤文學的觀點在國內學界仍然備受爭議和質疑。一些學者怎麼也弄不明白，翻澤文學怎麼可能成為中國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他們撰文質問：“翻澤文學怎麼也是中國文學的‘作家作品’呢？難道英國的戲劇、法國的小說、希臘的擬曲、日本的俳句，一經中國人（或外國人）之手澤成漢文，就加入了中國籍，成了‘中國文學’？”收入本卷的《中國翻澤文學九大論爭》一書的第八章“翻澤文學國別屬性之爭”一章非常詳細、清晰地梳理並記錄了這場為時長達十餘年的論爭。順便可以一提的是，讀者通過閱讀第八章不難發現，在這場非常熱鬧的論爭中，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我幾乎是一人在“孤軍奮戰”。但這個局麵在進入新世紀以後發生了變化：2001年4月的某一天，我突然收到此前從未見過麵的王向遠教授惠贈的大作《二十世紀中國的日本翻澤文學史》。在這本將近五十萬言的國內首部“中國的日本翻澤文學史”裏，“前言”第一段即旗幟鮮明地宣稱：“中國的翻澤文學既是中外文學關係的媒介，也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特殊的重要組成部分。完備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不能缺少翻澤文學史；完整的比較文學的研究，也不能缺少翻澤文學的研究。”接著，他接過我的“翻澤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的觀點，並做了進一步的闡釋，認為“把翻澤文學視為中國文學的組成部分，是合情合理的，必要的。但同時還必須清楚，翻澤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個‘特殊的’組成部分。說它‘特殊’，就是承認它畢竟是翻澤過來的外國作品，而不是我國作家的作品；說它‘特殊’，就是承認翻澤家的特殊勞動和貢獻，承認澤作在中國文學中特殊的、無可替代的位置，也就是承認了翻澤文學的特性。”讀著這些文字，我一方麵能明顯感覺到作者與我在學術上的強烈共鳴，但另一方麵，我同時也感覺到作者是一位富於個人感悟和創見的學者，他對前人的觀點不是簡單地附和，而是有他自己更深刻的思考。事實上，向遠教授關於翻澤文學和翻澤文學史的見解不僅體現在他撰寫的這本《二十世紀中國的日本翻澤文學史》裏，而且在他此後出版的、現在收於本卷的《翻澤文學導論》中也得到了深入係統的闡發。
確實，《翻澤文學導論》向讀者全麵展示了向遠教授有關翻澤文學的思考。這是我們國家迄今為止第一部全麵論述翻澤文學的概念、特征、功用、方法等方麵的理論專著，對於推動國內翻澤文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其意義與貢獻是不言而喻的。我很欣賞作者對翻澤文學作為一個文學類型的概念的分析，以及他對翻澤文學、外國文學、本土文學三者的關係的界定和區分。向遠指出：這三種文學類型“是以跨文化跨國界為依據對文學類型所做的一種充分的、完全的劃分，也是文學研究的一種基本層麵和重要的切入點，因而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把翻澤文學理解為文學類型的一種，這就從一個側麵解決了翻澤文學相對獨立的地位和存在價值的問題了。
接著在對翻澤文學與文學翻澤進行區分時，向遠教授又對翻澤文學做了頗具其獨特見解的思考。他寫道：“‘翻澤文學’當然必須是‘文學’。也就是說，‘文學翻澤’作為一種行為，其目的是使行為的結果、行為的產品成為‘文學’，但事實上，並不是所有的‘文學翻澤’都能夠成為‘翻澤文學’。任何一個懂一些雙語的人，都可以進行‘文學翻澤’，但並不是任何一個從事翻澤的人，都能夠創作出‘翻澤文學’……隻有高水平的翻澤者、隻有優秀的澤文，才能稱得上是‘翻澤文學’，才能稱得上是一種‘藝術’，成為一種‘翻澤創作’即‘澤作’。在曆史上已有的大量的‘文學翻澤’中，能夠成為‘翻澤文學’的，隻是其中一部分罷了。”他認為，不好的澤文澤本甚至是壞的澤文澤本，“糟蹋了、破壞了原文的藝術麵貌，使文學藝術成為非文學藝術，剝奪了一本優秀的原作應該給予讀者的審美感受，也就等於扼殺了原作在澤入國的生命。這種澤本本身，隻是‘文學翻澤’，而不是‘翻澤文學’。使‘文學翻澤’成為‘翻澤文學’，是澤者自覺追求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