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的是，這樣一位通人，竟無人作進一步地深入研究。不朽何在？難道隻有字畫、穎拓、破墨盒子？
（《書屋》，一九九八年第三期）
4、胡適在商務
在商務百年的曆史中，胡適與商務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尤其是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七日至九月七日這段日子裏，胡適對商務更是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不能不提。
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專程從上海到北京力邀胡適到商務代主其事的高夢旦，再次到胡家勸談此事。高夢旦當時之所以要請胡去辦編輯部，用高的話說，大處是因“我們那邊缺少一個眼睛，我們盼望你來做我們的眼睛”，小處是因時勢所趨，高覺得自己不能勝任。其時，胡正戴著新文化運動的紅帽子，雖覺著“得著一個商務印書館，比得著什麼學校更重要”，但比起他自己想做的事來，算來算去仍感不合算。因為去商務，完全是辦為人的事，而胡自信是一個有貢獻能力的人，怎肯舍己為人？鑒於此，胡曾幾次婉辭了高的這一邀請。可高也是個有辦法的人，眼見此事要泡湯，立即拿出一個折中方案：夏天請胡到商務看看，和商務的主要成員談談，算是商務的客人。胡答應了這一調停的辦法。
高夢旦返回上海後，因北洋政府扣發教育經費，拖欠教職員薪水甚久，北京教育界展開了一場“索薪”運動。隨著“六三”事件的爆發，馬敘倫被打傷，北京各學校開始罷教罷課，胡憂心忡忡，除了看書和自歎無謂的一些社交活動外，似無事可做。這期間，胡給商務去信詢問究竟要他做什麼事。六月二十三日，高給胡回信說：“此間關於編譯事全賴先生主持。一切情形，非筆墨所能盡，可俟到滬麵詳。惟有一節不能不預定，則移眷是也……”從高的這封信可以看出，商務邀胡主其編務之事的決心仍沒退卻。六月二十七日，胡給高去信，內容不詳。但聯係此事的全過程，人們還是可以猜出：一、胡仍不答應帶家眷去；二、商定到商務看看的具體行期。這由胡於七月十一日送走杜威後，即在十五日乘車前去上海可證。
據胡適日記載（《胡適的日記》，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胡在到達上海的第二天，即七月十七日，就在商務主要職員為其舉行的接風宴席上，扮演了“顧問”的角色。例如“中國曆史”一書，他主張可懸賞五千元（或三年留學經費）征書。以一年或年半為限，當可得許多好稿子。七月十八日，胡正式到商務“視察”。大概胡怕商務逼他就任，又問高究竟想讓他來做什麼？高沒直接回答，反問胡能住多久？胡答：“北大開學時我即須回去，此已無疑。至於半年以後的事，那是另一問題，大概我不能離開北大。”高聽胡這一說，馬上改變了口氣，說他們昨天看胡的情形，已知道不能留胡。但希望胡能看看編譯所的現狀，替商務做一個改良計劃書。胡表示同意。雙方就此在這一問題上不再存心。從這以後的十天中，胡適天天到編譯所審視顧問。就在到編譯所的當天，胡專訪了編輯所的熟人，先後見了傅緯平、李石岑、鄭振鐸、沈雁冰、葉聖陶、潘介良、鄭貞文，胡的這些熟人大多對商務甚感不滿。尤其是鄭振鐸和鄭貞文，前者和“幾個新進來的人本想對於改良編輯所的事作一個意見書，後來因知道絕無改良之望，故不曾做”；後者則因知道胡要來，故已做好“一個改良此間組織的計劃”。胡適當時的態度既可稱得上進步不過，又可說實在對得起尾大不掉的商務資方的邀請。他對鄭振鐸說，計劃書“你們盡管去做，做了交給我，我可以用作參考材料”；看了鄭貞文的組織改良計劃，胡同樣認為甚好，並對鄭貞文所說的，“組織是一事，人才又是一事；有好組織無好人，是無用的”，很表讚同，認為“也是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