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戲的間歇就到瘦西湖遊覽“廿四橋明月夜”，“天下七分明月，揚州獨占其三”。在得月樓觀鯉閣之類的酒館裏大喝啤酒，七八個人幹掉了六七十瓶揚州啤酒，幺五喝六猜拳行令，酒瓶子幾乎堆成了山，看得溫文爾雅、悄聲細語、用酒杯喝茶的揚州老少爺們目瞪口呆，這幫西北人在公共場所裏大呼小叫、旁若無人真是太不文明，簡直是野人了。可我們也覺得組委會的揚州工作人員沒辦過大事情，打理工作餐的那幾位幹事們好像生怕有人混吃混喝，定下的規矩是等代表們一桌桌坐齊，收齊了會議餐券才發給每人一雙筷子。肚子餓得咕咕叫卻隻能瞪眼看著滿桌子菜肴幹著急，沒有筷子你也不能下手去抓，等著發筷子的時候不免令人啼笑皆非、心頭火起，問題是在這裏就餐並不是免費的，我們都交齊了這次彙演活動吃住行的各項費用，等於自己買飯吃，這樣的招待禮節不免就有些小家子氣了。
四
豫劇《魂係太陽河》是一部描寫紅軍西路軍女戰士征戰甘肅河西走廊的現代戲。後來的中國戲劇梅花獎得主周樺和優秀的青年豫劇演員趙鳳蘭、王桂生、畢曉宏、朱小蘭等人主演。故事描寫五位紅軍女戰士經過艱難困苦的跋涉卻全部犧牲在祁連山麓太陽河邊。五位女演員此時正值青春年華，扮相俊美，技藝精湛，表演藝術正在走向爐火純青，舞台形象端的是光彩照人，令人浮想聯翩。全劇結尾時的導演處理更是匠心獨運，五位女紅軍幻化成一座漢白玉的雕塑氣貫長虹，讓人熱淚盈眶。往往演到此處全場掌聲雷動經久不息。《魂係太陽河》在揚州激蕩起無盡的波瀾，祁連山的回聲餘音繞梁傾倒觀眾一大片。這就接到了年底到北京參加“文華獎”評獎演出活動的邀請。
前往揚州之前，編劇王元平約我為這部戲寫篇劇評。元平曾經也是青年京劇團的演員，剛進團的時候在樂隊彈月琴。月琴本是京劇樂隊中與京胡、京二胡並稱為“三大件”的主要伴奏樂器之一，在京劇團戲班子彈一輩子月琴的大有人在。但是元平在彈完了《紅燈記》之後卻對表演藝術產生極大興趣，這就找領導提出要求改行做了演員，在《智取威虎山》裏學演過參謀長，不過是乙組角色沒能上過幾次場。後來在《平原作戰》最後一場戲裏扮個八路軍遊擊隊的首長，亮了個相，說了句“同誌們，衝啊！”演出就基本結束了。元平是個大個子，個頭足有一米八六，實在也不適合當個京劇演員，於是在後來的戲裏基本上也就沒他什麼事情，這就自學成才做了編劇，經過二十多年奮鬥果真取得驕人成績。同門師兄弟自然要相互提攜，我就揮筆寫下《革命理想高於天》的劇評在晚報發表。沒想到元平看到之後便將一頂高帽子戴在我的頭上，說“蘭州市搞戲劇評論，嶽逢春坐第一把交椅”。我當然不會把一句謬獎當真，興致來了，也寫過十來篇影視戲劇評論，其中有一篇《悲壯的涅槃》，評論電視劇《瞿秋白之死》居然還得了全省首屆電影電視劇理論研究一等獎，但那個階段我個人的注意力並不在此，所以並沒有下過什麼功夫。最終在戲劇評論方麵也不成氣候。現在想來，青年時代選準個人職業發展的方向和從事何種專業，進入哪個領域十分重要。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古訓的確有道理。鍥而不舍更是成就一切事業的基礎，三天打魚兩天曬網就會耽誤了人生。
揚州演出讓豫劇團信心倍增，返回後集中精力全力以赴對這部作品做了重大修改。作為宣傳部文教處長，抓戲乃工作題中應有之義絕對是正差，於是我協調召集了幾次座談會，對劇本和演出進行研究分析，元平采納了不少合理意見並得到北京專家的指點，劇本創作更加完美合理。談完意見之後我揚長而去，到四川觀光成都戲劇節。臨行前黃部長囑咐我多留意節會的組織情況，看來他已經意識到在蘭州辦節的工作中我可能會派上用場。在成都看了幾場戲之後就去了峨眉山觀光。這時候我意識到宣傳部的地位和影響不可小瞧。掌握了話語權力你的發言就成了所謂的指示。後來我遇到問題表態之前往往要三思而後行，發言說話越來越小心謹慎，不該說話的時候絕不胡言亂語。這本來是一個人行為舉止修養成熟的一個進步，卻沒想到廢話太少了也有副作用，讓人誤以為我少言寡語，惜墨如金，不善言辭。
年底《魂係太陽河》奉命進京演出，我作為“戰地巡視員”隨團前往，分工負責宣傳聯絡協調事宜，主持工作編好了一份彙集著演出資料的宣傳小報，這就啟程進京。原來我準備參加正在此時召開的市文聯第三次代表大會，執筆起草了副市長的《開幕詞》、市委分管書記的講話稿和宣傳部長的《閉幕詞》，修改了前任文聯主席親自草擬的文不對題亂成一團的《工作報告》和其他全部會議文件，協調好了會議各項籌備工作之後，覺得還是進京觀察演出情況更為重要，卻根本沒有料到十年以後我會被派到文聯來工作。
這一年的冬天北京冰天雪地。12月28日晚上7點，豫劇團在中南海警衛局禮堂給中央首長演出，我手裏攥著5張入場券，站在中南海東門警衛戰士身旁，等候乘當天2111次航班專程趕來北京參加演出活動的省委宣傳部長姚文倉和市委分管書記劉炳午。雖然穿著在文化治安隊負責時統一配發的警官橄欖綠呢子大衣和校官靴，站在大門口翹首以盼半個多鍾頭仍然凍得我鼻子發酸，耳朵麻木，直跺腳。見到了蘭州來的首長急忙領著他們進了劇場入席落座。然後跑到首長休息室裏懶懶散散地坐在沙發上喝茶，抽煙，聊天。劉書記的隨行秘書小嚴對我說，前兩天劉書記在文代會上講了話，下來誇獎“小嶽起草的講話稿很有水平。”高興得我屁顛屁顛，樂不思蜀，如沐春風。那時候思想意識的確單純，做秘書工作為領導同誌捉刀代筆，沒有任何奢望，能得到首長一句誇獎就是我最大的精神享受。此後十幾年來我一直樂此不疲。為領導同誌起草講話稿時常常不由自主地就進入了角色，寫得多了更懂得了如何把握不同的領導同誌在不同的場合地點講話的語氣用詞和語言節奏。領導講話講究“高度”，主題思想概念術語必須與黨中央保持一致，這就逼得我必須認真學習各種文件材料，細心研讀中央文件和省上有關文藝工作的各種政治性材料，把文藝界行裏的那些事情搞得滾瓜爛熟，因此寫出來的文稿一般都沒有問題。但有一回一位領導同誌說我的稿子語言不通順，讀起來很費勁。我百思不得其解，後來恍然大悟，原來是這位領導同誌用家鄉方言讀稿子，句讀切換有他自己的習慣，我用普通話的語言節奏處理文字音韻，自然南轅北轍，榫不對鉚。此後，我常常用心琢磨我經常為之服務的幾位領導同誌講話的語言特點，看人下菜碟，把握文字處理規律，終於搞得皆大歡喜。
那天豫劇團在中南海的演出大獲成功，時任文化部部長的老革命大詩人賀敬之看過之後稱讚有加，在接見演員時說這部戲“別開生麵，異軍突起，獨樹一幟”，“是近年來同類題材戲劇創作中最成功的一部好作品”。我隨團前往北京的任務之一是及時聽取各界反映並整理成文字材料，並且寫好新聞消息通訊稿件電傳回來在省市報紙刊登，及時報道演出情況營造輿論氛圍。即便是劇團回來後給市委市政府的總結彙報材料，文化局和劇團也請我執筆代勞。雖說此時我的身份已經是宣傳部幹部，但當了一年的文教處長我也沒有形成“市委幹部”的明確意識，習慣成自然地與文化局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血肉聯係，從來沒有把自己當外人。因此，當時我就特意站在賀敬之部長身邊聽他說些什麼。得到賀敬之部長高度稱讚，這部戲就一錘定音，後來果然獲得了文化部頒發的“文華獎”。而女主角周樺後來也獲得了中國表演藝術領域的最高獎——梅花獎。
在北京一邊招呼著豫劇團的演出，一邊跟著文化局長到各個衙門裏去送戲票，邀請有關人士來看戲，順便彙報蘭州舉辦“中國鼓舞邀請賽”的有關事項。我們的想法是將這個活動搞成國家級的大型文藝節會活動，從而爭取把中國民族民間鼓舞這種藝術形式比賽的活動中心搞到蘭州來，借太平鼓的巨大影響提高蘭州知名度，推動蘭州改革開放的進一步發展。我跟著局長跑遍了中宣部文藝局和文化部藝術局群文司等文藝界的最高衙門，希望得到藝術局和群文司的認可，將這個節會列入文化部1992年全國性節會活動的大盤子。那時候我已經懂得了搞文化活動小題大做是一個秘訣，規格一高什麼事情都好辦。得到的信息是看上去很美，大有希望。豫劇團完成演出任務後於12月30日離開北京返回蘭州，我留下來陪著劉書記和文化局長在琉璃廠孔膳堂宴請了北京方麵的有關重要人士，並處理一些善後事宜，在北京又逗留了三兩天。
五
1992年元旦這一天下午，我踏著皚皚積雪獨自走在長安街上，從西單出發，經過府右街口到新華門一直漫步到天安門廣場。想到次日就要離開北京返回蘭州，不由地就產生了一種依依不舍的深情。我是如此地熱愛並崇敬這座偉大的首都、美麗的城市，她的大氣磅礴令人心胸開闊，思維活躍，每一次來北京我都興奮不已、樂不思蜀，躍躍欲試地總想說點什麼。離開的時候往往一步三回頭悵然若有所失。第二天在返回蘭州的飛機上就補寫了一篇日記。十幾年過去了回頭再看，那時候有意無意地無疑是在醞釀某種情緒，逃脫不了少年不知愁滋味，為賦新詞強登樓的一般規律。
一九九二年一月一日星期三
今天，我有意識不乘車，從西單步行到天安門廣場，體驗一下在長安街上徜徉的感覺。雖然曾經多次來過北京，然而每次來，都有一些新的感覺和收獲。
路過新華門，看見有幾位藏胞在那裏攝影留念，看他們的衣著打扮和裝束，像是甘南武都一帶的白馬藏族兄弟，他們依然保持著對中南海的崇敬之情。這是研究社會學的人們應該思考的問題。純樸的感情是最可寶貴的，也是最靠得住的，中國有十一億人口，實際上還是他們這樣的人們占了大多數，誰贏得他們，誰就贏得了中國。
下午五時許，天安門廣場舉行每天一次的降旗儀式。4：30分左右，在廣場上停留的人們陸續向國旗周圍簇擁過去，漸漸地人多了起來。在旗杆兩側佇立的兩名哨兵進入旗杆下的一個地下室，將棉大衣和棉帽子換成了秋季禮服。五時整，在人們的注視下，由39名禮兵組成的國旗護衛隊從天安門城樓下列隊走了出來。長安街上車輛停駛，禮兵隊伍邁著正步通過長安街，在旗杆南側排開。隨著一聲響亮的口令，全體禮兵行持槍禮。從人群頭頂上望過去，兩排銀色的刺刀在寒風中閃閃發亮。國旗緩緩降下，守旗的士兵用一種熟練的規範動作將國旗疊綁在旗杆上，交給護衛隊旗手，然後行軍禮。護旗的是兩名挎著衝鋒槍的戰士，旗手將國旗扛在肩上，護衛隊邁開正步，返回天安門。
我佇立廣場，目送這支威武雄壯的隊伍走過金水橋，走進天安門，漸漸消失在我的視野中。長安街又恢複了車水馬龍的熙攘。
我忽然發現，兩行淚水已經掛在我的臉頰上，寒風吹過，有點涼。
據說，降旗儀式每月逢一、逢十或節日才有這樣大的陣勢。在詩和文學的意義上，降旗儀式不像升旗儀式那樣，可以引伸出許多文學想象和詩的寓意。但是，尋找一個好的角度，仍然可以寫出好文章來，這在理論上是可以說得通的。
廣場上，有人放飛了一個很大的蜈蚣風箏，又帶著一隻鷹。一群一群的小麻雀也飛落在廣場上嘰嘰喳喳跳來跳去。
六
就蘭州籌備舉辦鼓舞邀請賽而言，我們在北京的聯絡協調工作很有成效。返回蘭州沒幾天，申路副部長就讓我打電話給文化局長，說1月8日劉炳午書記前往北京參加由蘭州電視藝術中心製作的長篇電視連續劇《艱難的抉擇》研討會，同時協調辦節的有關事宜，請文化部門派人一同前往。
一周後，劉書記和申路副部長返回蘭州。申路告訴我，他們在北京與正在籌備成立中國絲綢之路學會的負責人楊海波主任取得聯係，絲路協會對這個節會大感興趣，名稱已經確定為“首屆中國絲綢之路節”，由中國絲綢之路學會和蘭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辦，國務院副總理萬裏同誌親筆為絲路節題寫了名稱，已經成為國家級的節會活動了。並要我立即草擬給省上的請示報告，同時要求我，將需要省上解決的十幾個問題一一列出，做成文件上報省政府批示。我立即起草完成了這一係列文件方案。可以說，絲路節籌備前期產生的各種文件報告全部由我執筆完成。十幾天後，部長告訴我，派我參加市政府代表團前往雲南昆明觀摩第三屆中國藝術節，汲取雲南辦節經驗，為蘭州辦好絲路節作準備。
1992年2月15日，我與市委辦公廳一位副主任和其他三位同誌一行五人前往昆明，與先期到達的市上領導同誌會合，全程觀摩了由文化部和雲南省人民政府舉辦的第三屆中國藝術節。同行的三人中有經委副主任孫霖川先生、市政府接待處副處長徐希望先生和城關區委副書記王秀蘭女士。細心的讀者或許還記得，這部文稿的前麵，在描寫我的童年時代小學生活的段落裏，我寫道，少先隊“大隊長後來當了區委書記”，這正是王秀蘭女士。沒想到，幾十年後我和她在絲路節上重逢的時候，我們卻相互都不認識了。後來，在母校西北新村小學舉行校慶活動時，我們都被邀請參加，看到介紹材料，算一算在校時間，我才發現王女士就是當年的少先隊大隊長。這讓我感到人生真是太奇妙了。
就考察昆明藝術節辦節的組織工作而言，其實並沒有學到多少有用的東西，那些日子，雲南組委會的領導和工作人員忙得焦頭爛額，哪裏有閑工夫接待什麼考察團呢。我們不過是感受了一下中國藝術節的氛圍，得到了一些感性認識而已。不過是看了幾場戲，喝了幾場酒，遊山玩水拍了幾張照片而已。蘭州的節會如何策劃該怎麼辦，還得靠自己開動腦筋想辦法。
從昆明返回之後，市上決定由市政府馬琦明副秘書長牽頭，組成先期籌備小組，抽調了我和市政府文教處長康新老兄為第一批僅有的兩個工作人員，開始進入籌備工作。
於是，我成為最初提出辦節策劃思路，第一個進駐組委會，最後一個離開濱河飯店，在高層次上參與了組委會辦節決策和指揮協調工作全過程的唯一的一個工作人員。至今，我仍然為我在青年時代有了這樣一段經曆而感到驕傲和自豪。
我和康新先是騎著自行車到處找地方，為組委會挑選一個辦公的地點。跑了好幾個地方後，在濱河路發現了濱河飯店是一個理想的場所。這個飯店坐落在濱河路上黃河岸邊，四通八達，地點適中，交通方便，房間裏沒有設衛生間，裝修得樸素大方，房間因此顯得寬敞明亮，十分適宜組委會工作。於是，便租下了最初的四個房間，立即展開籌備活動。等到絲路節開幕時，整座樓都成了組委會工作人員的辦公室。
七
首屆中國絲綢之路節是蘭州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規模盛大的群眾文化活動，就人民群眾參與的積極性所能夠達到的高度和幾近狂熱的熱情而言，甚至可以說是一次空前絕後的大規模群眾文化活動。就我自己而言，參與絲路節辦節工作，也是截至目前我一生中投入精力最大，忘我精神最強的一次工作經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