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果用源於生活，高於生活的寫作方法來演繹這個事件，應該這樣寫這一段：有一天，據說越劇團的老演員們要到文化局來上訪，弄得機關裏很緊張，大家都有點提心吊膽。生怕鬧出什麼事情來。那時候，落實政策的工作任務依然很重，到處都是上訪的群眾告狀的冤魂。文化係統當然也不例外。
田局長對我說，把會議室門打開，準備茶水杯子，你先接待一下。於是，我就接待了來訪的老師們。那次大概來了十幾個人，其中有好幾位確實是我當年在劇團時候的老師，王飛雲老師就曾經給我教刀槍把子功夫。秋巧老師就給我穿過服裝，那件《蘆花澱》裏我穿的“胖襖”，就是秋巧老師從服裝箱裏給我找出來的。我就好言好語地先安慰他們。然後問他們有什麼要求。不料，他們提出的要求，居然隻是想要開一個上海來蘭30周年的紀念座談會。我的緊張情緒一下子就煙消雲散了。這要求並不過分，可見上海人的善良。
我立即向田局長彙報了老師們的要求，建議局長見見他們，並且籌備召開座談會。約定了日期，座談會如期舉行，田局長親自主持，並且準備了瓜果梨桃、香煙茶水。座談會上，大家確實比較傷感，但氣氛也還融洽。越劇團的消失，其實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大家其實都有充分的思想準備。這次座談會，也就成了越劇團最後的挽歌。此後，老演員和老職工們陸續退休返回上海，頤養天年。在上海沒有社會關係的一些中年人和青年人另行安排了工作，調走的調走，轉業的轉業，越劇團就那樣很平靜地壽終正寢了，悄沒聲息地漸漸消失在茫茫黃土高原上了，其實並不存在被解散或者被撤銷這一說。
四
我很快就按照局長的要求安排好了座談會。8月6日又是一個星期三，上午，座談會如期召開。局領導充分肯定了越劇團對蘭州建設，支援大西北作出的貢獻。
在座談會上，十幾位老演員和老職工們傷感得不得了，弄得我也鼻子發酸，心情沉重。卻沒有料到，老師們在開始的發言中居然找不到台詞。也許是這個設在局會議室的會場他們還不習慣，也許，他們在劇團的時候很少參加這種看起來很像回事情的會議。別看老師們在舞台上光彩照人，語言流暢，行腔婉轉，充滿自信，可是，一遇到這種場合，就不免緊張了。有的老師就咬文嚼字，抓住我起草的會議請柬上使用了“遷蘭”這個詞語概念開始發難。這在我的《工作日誌》中記錄得很清楚。摘抄兩位老師的發言記錄，仍然采用化名。
王飛雲：“春光”是支援大西北來蘭的，不是“遷蘭”的。請柬寫“遷蘭”，寫法就不對。來時減了27％的工資。現在開這樣的座談會沒有什麼意義。三十年前是什麼樣子，也不是過不下去遷來的。能遷來，就再把我們遷回去。……劇團三天打魚，兩天曬網，劇團和文化局領導有責任。上海還要有人支援西北，你們連個劇團都養不了，誰還能來呢？從上海來，是柯慶施下令在法國飯店開的歡送會。法國飯店一般人是進不去的。
——飛雲老師真是可愛，上海阿姨就是這樣天真，三十年，都從小妹妹變成老阿婆了，還念念不忘當年的法國飯店。法國人可救不了你，當年戴高樂將軍帶著自由法國流亡海外的幾個裝甲步兵師回到巴黎都沒能坐穩天下，您吃過法國飯店的一頓大餐就想保您一輩子的前程，那不是太天真了嗎？生活中的語言真是比台詞還要精彩萬分——這是當時我心裏的動靜，卻也沒說什麼，也不能說什麼，更不敢說什麼。今天想來，越劇團來蘭三十年，真是個曆史的大誤會。馬革裹屍烈士暮年也是個說頭，這黃土高坡哪裏不埋人呢。但莫名其妙地，一批滬杭佳麗、上海才子、黃浦江頭牌、蘇州河絕色就那麼悄沒聲兒地消失了，怎麼能不令人長歎一聲呢。接下來老師們的發言就帶一點火藥味了。
聶梅芳：讓擬請柬這個玩意兒的人站出來解釋一下，寫“遷蘭”是什麼用心，水平很高，用心良苦。要不來蘭州，我聶梅芳在上海說不定還能紅呢。
我當然不會站出來解釋什麼。當時就為老師們抓不住座談會應該反映的核心問題並要求局領導解決一些有關切身利益的會議主題，反而在這裏糾纏分析現代漢語詞彙的含義而感到惋惜並不無悲哀。後來他們終於找到了該說的話，比如，收不到信件，要求發給“書報費”，工齡的計算辦法等等，卻仍然是些雞毛蒜皮無關痛癢的要求。局領導都答應了，並且要求我協調監督劇團予以落實。老師們最後的要求比較切中要害：其他老同誌也存在同樣的問題。要求“樹高千丈，葉落歸根”，退休後回上海定居。後來，老師們陸續退休後大多數人都回上海去了。退休工資當然是按月寄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