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這部書稿開始進入寫作狀態的時候，我曾引用賀敬之先生的長詩《西去列車的窗口》來營造寫作氛圍，並且幻想我就是詩中描寫的那個在母親懷中熟睡的嬰兒。一個嬰兒當然不可能知道，當時確實有許許多多的人在“西去列車的窗口”眺望著“九曲黃河的上遊”，其中，就有當時著名的“上海春光越劇團”的幾十位阿姨爺叔們也在一節車廂裏度過了一個“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時候”。
1956年8月，上海春光越劇團“支援大西北的文化建設”集體來到蘭州。後來改稱蘭州市越劇團。在經過了30年風風雨雨坎坎坷坷之後，越劇團也走到了1986年。
1986年8月，正是春光越劇團來蘭30周年。可是，這時候的市越劇團已經沒有演出能力了。早在1981年5月，越劇團赴上海排練演出古裝傳統劇《二度梅》，該團的著名越劇表演藝術家，小生尹樹春先生突發腦溢血去世，頂梁大柱意外折斷，大呂黃鍾驟然毀棄，恰如越劇《紅樓夢》徐玉蘭扮演的賈寶玉所唱“問紫鵑，妹妹的瑤琴今何在啊”，“琴弦已斷難再續”。此後，該團曾創造了《乾隆與香妃》的百場紀錄，但該劇之後，市越劇團就再也沒有演出過什麼精彩的劇目了。越劇團就琢磨著另尋出路。當時，輕音樂剛剛興起，流行歌曲風靡一時，流行歌曲和輕音樂的演出受到青年人的狂熱歡迎。市歌舞團當時引進一把電吉它，在蘭州劇院首次亮相，那顫巍巍的樂音鬧得劇場歡聲雷動，樂器居然能發出如此美妙的聲音，蘭州人都聽傻了。結果有人就想到了將越劇團改編為輕音樂團，添置了一些電聲樂器，增補招收了幾位唱流行歌曲的優秀業餘歌手，就開始了輕音樂演出。越劇團原有的好幾位青年演員嗓子很好，相貌扮相也好，本來吳儂軟語唱越劇就很好聽，一旦改唱流行歌曲，更是不在話下，有腔有調味道十足，倒也很受蘭州觀眾的喜愛和歡迎。於是，作為一個團體和劇種，越劇團就漸漸消失了，最後徹底退出了蘭州文藝舞台和曆史舞台。
二
在我的《工作日誌》1986年7月30日星期三的這一頁，記載著這樣一段文字。
越劇團秋巧，丁德等人要求召開紀念座談會，其理由及時機都難以回避。如不妥善引導，可能造成被動，最好還是把握住方向召開。
八月五日是“市越”由上海遷蘭三十周年，現餘人員中大約有三十人是由上海來蘭的。三十年中，她曆經榮辱興衰的波折，如今麵臨撤銷解散的境地。尹樹春去世後，“市越”完成了其曆史使命，已無振興的條件，由其改向而建起的輕音樂團勢必最後代替該團的位置。這是顯而易見的必然趨勢。大家也都是這樣認為的。
三十年來，越劇團真正興旺的時間頂多也就是1956年至1966年的十年。此後就陷入令人惋惜的境地之中，再未振作起來。尹樹春去世前，出現了《香妃》百場記錄，也就出現了最後的回光返照，終於努出最後一口氣。戲劇界的最後結果竟然是如此悲慘，令人涕下而傷神。但感情畢竟不能代替理智。當初（注：文革中）市越劇團人整人的狀況令人驚心。一條破船上的人們不去協力堵漏，反而自相毀傷，隻能導致這條破船更快地沉沒，大家都溺於水，僥幸有幾個水性高一些的可以死裏逃生，但那溺水時慘痛的回憶，將伴隨他的一生，他將常在夢中被驚醒，在夜半更深之時獨自冷汗淋漓。
看一看市越這批可憐的人吧，如同喪家之犬到處奔波，但一切毫無希望。現存尚有口飯吃的劇團的人們，難道不應該從中汲取教訓嗎？當一條船沉沒時，船上的每一個人不都是落水者嗎。不管你是船長還是船員，不論你是大副還是水手。落水者的命運將會怎樣，誰能占卜得到呢？隨波逐流罷了。
有些人看得清楚。在“市越”（注：文革後）恢複時，沒有回去。穩坐在一個位置上拿工資。其實是怕回去後被人算“文革”的造反賬。卻歪打正著，免了落水之厄運。有人積極返回，倒黴半輩子。嗟乎。人之命運捉弄人。
以上摘抄，除了人名我用了化名，另外加了“文革中”“文革後”兩個注解以外，其他一個字都沒有動。第二天，7月31日星期四：
下午，市越劇團丁德，宋林來局，詢問召開三十年座談會事。小江（注：政治處幹事）轉達許局長指示，讓我接待。我答複：1、局領導原則上同意召開；2、怎樣開法，待黨組集體研究後再定。
丁意見：要通知名單上的人員，起碼應有賀信，本省市領導要參加。如果僅是本係統內部召開，則無意義。我讓其八月三日聽回話，請其來局。
丁說《解放日報》來了兩個人，了解“市越”遷蘭後的情況，由此啟發他們開會的念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