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初期南京淪陷的悲劇史詩
——讀阿塊的《南京血祭》
何滿子
他帶著激情，帶著亢奮，尤其是帶著怨憤，寫下了這部《南京血祭》……
《南京血祭》是詩人阿壟在南京淪陷後不到兩年的1939年寫下的。曾獲得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征文獎，但當時未能出版。它當然是不能出版的，因為它雖然委婉但卻是明白無誤地揭露了軍事當局在南京保衛戰中的戰略大失誤，撤退時的慌亂失措和指揮上的顢頇，並且隱約地將矛頭直指國民黨最高當局和守衛南京的將領唐生智，那是不能為國民黨當局所容忍的。直到南京淪陷五十周年的198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才據遺稿出版，其時詩人阿壟的墓木已拱。
阿壟是受過正規軍事教育的“帶槍的人”，“八一三”池滬戰爭時擔任下級軍官親曆了血與火的搏戰而負傷。養傷期間所作的《閘北打了起來》《從攻擊到防禦》《斜交遭遇戰》等戰地紀實報告，是抗日戰爭初期膾炙人口的影響很大的名篇。帶著對這場他所親曆的戰爭的巨大困惑，阿壟於1938年到了延安，從此他對這場關係民族存亡的戰局（而且不止戰局）有了全新的認識，促使他更能清醒地反思抗戰初期敗退的曆程，特別是對早期戰局關係重大的南京失陷的悲劇，那幾十萬軍民慘遭屠殺的沉重的災難。
於是，他帶著激情，帶著亢奮，尤其是帶著怨憤，寫下了這部《南京血祭》。
很難用文體概念來界定這部作品：它不像是小說，沒有發生、發展、高潮到降落的戲劇葛藤，連事件的因果鏈環也不彰顯，隻有互不關聯的這個場景和那個場景的轉移，就像點彩畫派的畫幅那樣要站得遠點方能看出它仿佛有構建成整體的綜合形象；它也不是報告文學，因為它裏麵分明有虛構的故事，哪怕是十分真實的藝術虛構，這點是作者自己在《後記》裏也承認的。他自己也不能將這件作品定性為小說或是報告。鄙見以為，不妨稱《南京血祭》為一部規模較小(但意義決不小）的戰爭史詩，南京淪陷的悲劇性的史詩。
作者是深通軍事學且有實戰經驗的軍人，不僅對兵器的名色、性能和操作嫻熟於心，在戰鬥場麵的描繪中給予人以現場實感，而且對戰略部署和戰鬥指揮都是行家裏手；從實戰現場的地形地貌以及攻防上因地製宜的要領，也是非深通此道和非實地經驗的人所不能道。因此，本書提供的是南京淪陷一役的具有實感性的圖景，有些場麵令人想起L·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中的描繪手法。阿壟不僅熟練地描繪了南京城及附郊的地勢、地形、地貌和攻守上的宜忌，而且對整個抗日東戰場，即整個江南地區的形勢、戰略要隘和預設的防禦工事也全盤了然。第三章從南京周遭的山水險要敘開去，曆敘了南京的大外圍鎮江、句容、溧水一線，更遠則有江陰要塞、常熟、蘇州到嘉興的要隘和防守工事，整個南京保衛戰的地形圖盡在一覽中。阿壟痛惜國民黨軍事領導在南京防禦部署上的巨大失策，龜縮於南京城內（還吹噓要守城六個月），坐失了拒敵於外圍以延緩對日寇攻勢的良機。他雖沒有提出正麵的指斥，其對國民黨軍事當局戰略失誤的批判卻是不言而喻的。在國民黨統治下的言論空間，話也隻能點到這樣為止。
而當坐失了外圍拒敵從而使南京得以從容布置撤退的良機，當日寇的凶焰迅速逼近，鐵蹄猝臨城下時，當局又慌亂無措地驅趕軍民逃出城北挹江門，自相踐踏而死者屍骨累積；下關江岸邊又未準備渡江的舟楫，人群爭搶極少的船隻而又落水溺死者累累，那慘狀不忍目睹（第八章），更不用說日寇入城後的大屠殺、大擄掠以及慘無人道的誅戮、侮辱等獸性的屠城慘景了（第九章）。
這部悲劇史詩的塗色是慘烈的、悲憤的和令人黯然的，但也不是沒有振奮人的亮色，張揚著中國軍民同仇敵愾的精神和膽氣，特別表現在下級軍官和士兵同日寇肉搏戰的生死關頭。書中不少城郊防禦戰的具體戰鬥場麵中，戰士們甘以生命保衛中國人的民族尊嚴的場麵，他們的高貴的陳詞和心態是十分動人的。讀者能從這些中華兒女的人格光輝中看到抗戰最後勝利的精神憑借。詩人阿壟的心和這些愛國軍人融合在一起，他特別將第七章題獻給他的同學和戰鬥夥伴黃德美等英雄人物。
假使南京保衛戰不像軍事當局那樣顢頇而慌亂的打法，而是像鄧龍光部那樣出奇製勝地在退卻中仍能收複蕪湖的打法，那情況就不會那麼慘。《尾聲》絕不是一個光明的尾巴，而是借鄧龍光部的行動反襯南京保衛戰的負責當局的無能。用一束強光結束令人窒息的陰暗，一個騎馬的英雄昂首躍過死傷狼藉的戰場，也是悲劇性戰爭史詩常見的結局。
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從阿壟的這本《南京血祭》回顧一下南京陷落的悲劇，重溫這一民族浩劫和屈辱史，該是讓人感到不勝感慨係之的。
200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