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環的講話多次被掌聲打斷。
是的，追逐個人名利的人，人民視之如草芥，淡泊個人名利的人，人民仰之如大樹。而隻有珍藏於人民大眾心中的“名”，才會永恒。
郭蘭英說：“我本是黃土高原上的一個苦娃子，能有今天，全靠黨和人民的培養。我想說的是黨和人民給予我的太多了，大家的厚愛讓我深感不安。我不想對這個劇發表任何意見，我隻想在我的有生之年為國家民族歌壇再多培養幾個人才，來報答培育、愛護我的人民。”
70歲的郭蘭英風采依然。她是那種儲蓄著激情的人，時時會把健康向上的力量傳遞給周圍的朋友。她的歌曾鼓舞、激勵、影響過幾代人，至今仍回蕩在曆史的長廊，餘音繞梁。她的人生如詩如歌，曆風雨滄桑而融赤子情懷，和著時代的主旋律，飛揚起獨特的風景。
走近郭蘭英，我們強烈地感到：一個有著崇高理想、堅定信念、執著追求的人，一個熱愛祖國和人民的藝術家，她的藝術生命是不朽的，她的生命是輝煌的。
第26節訪九屆全國人大代表、晉劇表演藝術家田桂蘭
馬蹄蓮·土壤——藝術·人民——訪九屆全國人大代表、晉劇表演藝術家田桂蘭
對晉劇，我是絕對的外行，但這並不影響我對著名晉劇表演藝術家田桂蘭的尊敬。並不是所有的名人都值得尊敬，但田桂蘭是我所尊敬的名人，因為她把自己的事業和黨的利益、和人民群眾的感情緊緊地聯在了一起。九八初夏，重讀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仿佛叩響曆史的回音壁，那光輝文獻所揭示的深刻的藝術哲理，從並不遙遠的過去輻射而來，久久地，久久地回蕩於天地之間。
於是，去采訪田桂蘭。捧一束潔白的馬蹄蓮，一半表達心中的敬意，一半或許是為了引起一個話題：人民大眾是藝術之花的深根沃土——這的確是一個嚴肅的命題，而田桂蘭用自己的藝術實踐為這個命題作了閃光的注腳。
“是人民培養起來的演員，就要為人民好好演戲”
1941年，田桂蘭出生在汾陽縣冀村鎮。由於家境貧寒，從七八歲起，她就和父親一道提籃小賣，掙錢度日。因了做小生意，也就經常趕集市赴廟會，那時鎮上常有戲班子演出，她特別愛聽。日子久了，舞台上演員的舉手投足、唱腔台詞都深深地印在她幼小的心裏，回到家裏哼哼呀呀，比比劃劃，還蠻像回事的。街坊鄰居都誇獎她聰明伶俐，長大會有出息。父親歎了口氣：窮人家的孩子出息個甚咧！
解放了，天晴了，窮人翻身了。聽說文水縣那邊有太原的劇團招演員，田桂蘭便背著父母偷偷趕去報名。徒步跑了70多裏路，趕到時人家已招滿了。當時擔任太原市人民晉劇團團長的老藝術家張寶奎，看到這個長相俊俏、一身靈氣的小姑娘，認定是個好苗苗，於是破格錄取了她。父親從汾陽追到文水，又從文水追到太原，死活要拉她回去：“咱田門中不能出個女戲子，這是辱沒祖宗的事啊！”田桂蘭硬是不肯回去。時任太原市文教市長的劉舒俠專門趕來，苦口婆心做老人的思想工作。老人終於想通了，對女兒說：“真是世道變了，共產黨說唱戲是藝術，不受人小看，妮子，那就好好地學戲吧，別給共產黨丟人！”
田桂蘭終於留在了劇團，那年她12歲。
從此，練功、學戲，苦練、苦學。在啟蒙老師郭雙喜、劉仙玲的教練下，田桂蘭三個月後就登台演出了《打金枝》。隨後，轉入新成立的太原市戲劇學校深造，這樣她的老師可就多了，除晉劇名家丁果仙、牛桂英、張寶奎外，她還拜四川省川劇藝術大師楊友鶴、京劇藝術大師尚小雲為師。老師們手把手地傳授自己的拿手戲和藝術特技，並指導她演出新劇目，使她打下了作為新中國第一代晉劇藝術家的紮實的藝術功底。而在學藝術的同時，她也從老師們身上學到了藝術技巧之外的東西，懂得了如何從藝，如何做人。
就在田桂蘭步入梨園不久，發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1956年，我國著名美學家、雕塑家王朝聞來山西，為劉胡蘭烈士塑像。由於劉胡蘭生前沒有留下照片，王朝聞隻好讓劉胡蘭母親胡文秀陪著，四處尋找與劉胡蘭形體和五官長得相像的人。一個星期天的下午，田桂蘭上街時在柳巷開明照相館附近被他們注意上了。“太像了，太像了！”胡文秀激動地說。田桂蘭做夢也沒想到，自己會成為女英雄劉胡蘭塑像的模特兒。回憶這段經曆，田桂蘭說：“我和王朝聞老師在一起有三個月時間，王老師對我講，要塑造英雄形象，更要塑造一種精神，要學英雄更要做英雄。這對我一生的教育和影響是極大的。”
作為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代晉劇表演藝術家，田桂蘭的成功之路上灑滿了艱辛的汗水。她自己當年就是個小戲迷，她知道廣大基層群眾對晉劇是多麼喜聞樂見，自從踏上舞台那天起，就決心要練好藝術功底，為群眾演好戲。當然，她更知道，自己的藝術生命是黨和人民給的，隻有練好功唱好戲，才對得起黨和人民。冬練三九，夏練三伏，良好的藝術天賦加上勤奮與努力，田桂蘭沒幾年就唱紅了。1961年就曾到中南海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央領導演出，受到親切的接見和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