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西裏耶夫
瓦西裏·巴甫洛維奇·瓦西裏耶夫，1818年2月20日出生於下諾夫戈羅德市。1834年考取喀山大學語文係東方分係，學習蒙古語和韃靼語，1837年畢業時以《佛教文獻之精髓》通過論文答辯，獲得了學士稱號並留校任教。1839年，他以《論佛教的哲學原理》通過了論文答辯獲得蒙古語文學碩士學位。同年作為第十二屆傳教團的成員以學員的身份來到中國，他的任務是在中國學習藏語、漢語和梵文。
他在中國生活學習了10年。其間他廣泛涉獵了中國、印度以及藏傳佛教的典籍，就許多漢學問題進行了研究並收集了大批材料。瓦西裏耶夫在中國度過的歲月對他的成長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在這裏，他從原來喀山大學的蒙古學家和佛學家成長為一個興趣廣泛的漢學家。
1850年9月，瓦西裏耶夫返回了俄國。1851年出任喀山大學漢語滿語教研室教授，1852年10月他被選為俄國地理學會成員，1857年被選為俄國考古學會會員。此外，自1862年4月~1868年7月擔任俄國外交部亞洲司譯員。1855年4月，聖彼得堡大學東方語言部更名為東方係，喀山大學語文係東方學專業被合並，瓦西裏耶夫隨即到聖彼得堡工作，繼續擔任教授。他在聖彼得堡大學終其一生的科研和教學活動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使他成為具有世界知名度的大學者。1864年12月，瓦西裏耶夫以一篇題為《元明兩朝關於滿族人的資料》的論文順利地通過了答辯，獲得了東方語言博士學位。他是俄國第一個進行博士論文答辯的漢學家。
由於瓦西裏耶夫的傑出成就以及在世界東方學界享有的崇高聲譽，1866年他被選為俄羅斯科學院通訊院士，1886年成為正式院士。
瓦西裏耶夫是一位傑出的佛教研究者，學術界有人將他在佛教研究上取得的成就看作是他對俄國漢學做出的最大貢獻。在瓦西裏耶夫早期的科學活動中，佛教研究占據重要地位。他的候補博士論文《佛教文獻之精髓》和碩士論文《論佛教的哲學原理》就是例證。在中國期間，瓦西裏耶夫係統而深入地研究了漢語以及藏語的佛教文獻，編著了多卷本的鴻篇巨著《佛教及其教義、曆史和文獻》。瓦西裏耶夫在佛教研究方麵的計劃龐大，他1850年回到俄羅斯後才發現，俄國人對他的研究幾乎沒有興趣，沒有任何一家機構願意出版卷帙浩繁而又如此專業的著作。最後瓦西裏耶夫隻出版了在佛教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總論》和《印度佛教史》兩卷。
他從中國帶回的內容包括佛教文獻譯文、摘錄、述評的數千頁手稿最終也未能發表，有的已經散失。在瓦西裏耶夫的佛教研究手稿中，規模最大的為《佛教術語詞典》。按照瓦西裏耶夫的設想，這本詞典應收錄9565個佛教詞條。在瓦西裏耶夫的檔案中保留有該詞典的兩卷手稿，第一卷1205頁，第二卷922頁，但不是每一頁都完成了，有些頁的釋義部分還空著，隻有梵文術語及其藏、蒙、漢語譯文。盡管還存在一些問題，但完成的詞條數目依然非常龐大，大部分釋義準確，內容豐富。
瓦西裏耶夫遺留下來的另一部手稿的名稱叫《佛教文獻述評》，共由2部分組成。第1部分是《佛教各流派文獻述評》，主要參考了章嘉呼圖克圖的著作。這部分同樣沒有完成，隻寫了4章：小乘，有宗，空宗和律宗，收錄了大量譯成藏語和漢語的梵文佛經。如此深刻的研究和詳細的論述在19世紀的歐洲漢學家中恐怕隻有瓦西裏耶夫能夠做到。在這2部分中，他翻譯了1654年由智旭和尚編撰的《閱藏知津》。這部書對中國佛教典籍進行了詳細的分析，是一本材料極為豐富的佛教著作。
《西藏佛教史》的手稿同樣具有重要價值。該書主要記述了1746年以前西藏發生的政治與宗教事件，根據藏傳佛教格魯派學者鬆巴·益西班覺的《印、漢、蒙藏佛教史》第二部分寫成。書後附錄了由瓦西裏耶夫按照歐洲紀年方法翻譯的鬆巴·益西班覺編寫的曆史年表。還有一部手稿叫《玄奘遊記》，是瓦西裏耶夫對玄奘《西域記》的全文翻譯。如果當時能夠出版，那麼第一個將這部重要著作譯成歐洲文字的榮譽桂冠必然會戴在瓦西裏耶夫的頭上，但如今當英國人畢爾、瓦特斯及其他譯本發表之後，他的譯本就隻能作為俄國漢學史的研究素材了。盡管瓦西裏耶夫的許多重要著述手稿已經散失，但僅憑上述保留下來的作品我們同樣可以認定瓦西裏耶夫是19世紀俄國的佛教研究泰鬥。
瓦西裏耶夫在佛教研究上遠遠走在了其歐洲同行的前麵。他在19世紀上半期所研究的課題，直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才成為其他國家學者研究的對象。鄂登堡寫道，如果在19世紀50年代能夠出版瓦西裏耶夫從北京帶回的10年勞動成果，俄國整個佛教研究必然會發生更加重大的轉折，俄國學者也就早能了解佛教及其曆史發展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