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是對惡濁亂世的一個挑戰。這個挑戰十分平靜，默默地對峙著，一聲不吭。待到實在耐不住的時候，中國人又開掘出一個水簾洞。這個洞口非同小可，大鬧天宮的力量正在這兒孕育。
四。
桃花源和水簾洞，氣氛不同，性質相仿，都是群眾意誌的會聚。桃花源中人惘然於時間，也惘然於空間，融洽怡和，不見個體衝撞。孫悟空有點個性，卻也隻是某種整體意向的象征，水簾洞的秩序，倒是寧謐無波。
這是白蓮洞人氣質的遺留，先民生態的重溫。白蓮洞人與野獸征戰，與自然搏鬥，隻回蕩著一個觀念：為著我們這種種類的動物。如果他們也有思想家，摸著海底生物的化石低頭沉思，那麼，他沉思的主體隻是我們，而不是我。
我是什麼？曆史終於逼迫人們回答。
白蓮洞已經蘊藏著一個大寫的人字。數萬年來，常有層層烏雲要把這個字蔭掩，因此，這個字也總是顯得那麼輝煌、挺展，勾發人們焦渴的期待。當非人的暴虐壓頂而降，挑戰者號航天飛機突然爆炸，不明飛行物頻頻出現，這個字還會燃起人們永久的熱念。但是，這個字倘若總被大寫，寬大的羽翼也會投下陰影。時代到了這一天，這群活活潑潑的生靈要把它析解成許多閃光的亮點。有多少生靈就有多少亮點，這個字才能幻化成熙熙攘攘的世界。
既然人們還得返回黑洞，為什麼還要披荊斬棘地出來？出來，就是要自由地享用這個寬闊的空間；出來，就是要讓每個生靈從精神到筋骨都能舒展；出來，就是要讓每個個體都蒸發出自己的世界。這樣，當人們重進黑洞，才不會對著蝙蝠和盲魚羞慚。
此時我已走出白蓮洞口，麵對著一片綠水青山。洞口有石，正可坐下歇腳，極目鳥瞰。
我想起了張曉風的《武陵人》。曉風襲用了陶淵明的題材，卻把那個偶入桃花源的武陵人作為一個單個人細細磨研。他享盡了桃花源的幸福，比照出了原籍武陵的痛苦。但是，奇怪的是，他還毅然返回。原因是：
武陵不是天國，但在武陵的痛苦中，我會想起天國，但在這裏，我隻會遺忘。忘記了我自己，忘記了身家，忘記了天國，這裏的幸福取消了我思索的權利。
於是他苦苦尋找，鑽出了那個洞口。
賴聲川博士的《暗戀桃花源》異曲同工，讓這位進桃花源而複返的武陵人與現代生活相交雜，在甜酸苦辣中品嚐一個人切實的情感價值。
台灣作家不謀而合地揶揄桃花源，正傾訴了現代中國人對神仙洞府的超越。
又想起了上海一群青年藝術家寫的《山祭》。愚公的家屬，在一個別有洞天的王國辛勤挖山，這個王國裏有棕褐色的和諧，和無可指摘的紀律。沒想到，一個現代色彩的姑娘飄然而至，誘人的風姿和一連串傻兮兮的疑問，竟使愚公的後代—反省自身的意義，結果，莊嚴的洞天發生了紛亂。
還想起了《魔方》中的一段，三個大學生誤入一個深深的山洞而找不到出口，生死攸關的時刻一一迸發出真實的自我。這個山洞應和白蓮洞相仿，人類走了幾萬年，終於會在山洞裏吐露個性的哲學。縱然死了吧，也沒把這幾萬年白活。不久前在新加坡，一群華裔青年在深夜邀我看他們的排演，演的竟然就是《魔方》中的一段。演完，這群青年揮汗微笑，像是獲得了一種擺脫。
為什麼中國藝術家們總纏著山洞死死不放呢？終於，在我眼前出現了一個長長的隧洞，其間奔逐著一個古老的民族。
［鑒賞］
餘秋雨（1946—），浙江餘姚人。當代學者、散文家。供職於上海戲劇學院，為教授、文化史家。著有隨筆集《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山居筆記》、《秋雨散文》、《霜冷長河》及《中華散文珍藏本·餘秋雨卷》等。
餘秋雨的散文曾被稱為“文化散文”。他也這樣概括過自己的“文化態度”：一、以人類曆史的價值坐標去對待各種文化現象；二、關注處於隱蔽狀態的文化；三、誠實的理性；四、關注群體人格（見他在鄭州的講演：《我的自白》）。這四點“文化態度”，符合其作品實際；但它和“散文”的倚重自我（生命個體）、突出個性（個體人格）以及濃鬱的感情（感性）等藝術精神，卻根本相悖。他的這些文章，實際上隻是一些觀念新、氣魄大、文字好的“文化隨筆”（雖然，這在“文體”發展上有其創新的意義）。
《白蓮洞》即是這類“文化隨筆”的一篇。其他，如《道士塔》、《風雨天一閣》、《蘇東坡突圍》等，亦皆屬此類。
《白蓮洞》實際寫得不錯。餘秋雨此類作品作為“文化隨筆”的“係列”，這篇應是相當早期的、發軔的一篇。它寫的是“人類”童年期（剛剛從和“獸”的搏鬥中站立起來）的事情（這怕是最初的“文化”形態了），但卻仍強調了個性、自我的重要，是對“群體（我們）人格”的一個超越，很有現代精神。
可惜，他後來的很多隨筆卻失去了這一“亮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