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年過去了。那天，下著雨，在路上，我碰見原先話劇隊的輔導老師。我向他問起“喝過笑婆婆尿”的王悅雅，他奇怪地瞪住我：“你不知道王悅雅的事？”
我說：“不知道，怎麼啦？我不知道？”
……我永遠記得那天的情景：在馬路轉彎處，雨水不停地傾瀉著，行人從我們身邊走過又走過，地上滿是新落的黃葉，腳下的陰溝裏流淌著淙淙的水聲。我們站著，老師撐著一把黑傘，我撐著一把紅傘，雨水冷冷地打在我臉上，流進我眼裏，嘴裏，老師告訴我：王悅雅已經死了！
王悅雅已經死了？
她是哪一年死的，我問了，又不記得了。我隻記得老師說她和千百萬知青一樣，去農村插隊，在鄉下愛上個南京知青。那人會唱歌，唱“知青之歌”，還說了、寫了一些不滿現實的話。後來，當現行反革命抓起來，押回南京，在五台山體育場召開了聲勢浩大的萬人批判大會，會後就槍斃了。
我不知道他是否被押到了漢中門外（記得鳳凰街同學說那裏是槍斃人的地方，子彈打出來……），我隻記得老師說，王悅雅作為他的女友和知情人，也被押在台上。他們要她檢舉揭發！我不知道她有沒有開口，隻聽得老師說她不久就瘋了，時好時壞，又過了一些日子，她死了。自殺。是時，22歲。
22歲的王悅雅臉色是蒼白的嗎？眼神是枯幹的嗎？呼吸是停止的嗎？身軀是僵硬的嗎？
不。她老是笑。她老是張開紅紅的嘴，從窗口探進頭來，興高采烈地大喊：“今天下午話劇隊活動啊！”
要是王悅雅還活著，今天，她該會跳迪斯科吧？她會唱“阿裏巴巴”？她肯定有牛仔褲！肯定在五彩燈光與鼓點中快活地大笑，露出雪白結實的牙齒，把頭發瘋甩得像一道波浪！然而王悅雅不在了，永遠留在那個可怖的年代，身上壓著許多像鏈條一樣沉重的紅色、黑色、白色的標語……每想到此，我的眼睛便淚濕，寫字的手抖動不止，對四中的憶念便被一幅黑色的帷幕隔斷了。
我離開四中十年，又是十年……
我明明知道，過去的已不可追，未來的則正不可阻擋地滾滾前來，生活需要我們有堅強的神經和意誌，可是我，卻總是被去的和來的時時觸痛。
去年夏天，我應老師之邀，回四中去談談文學。但見烏龍潭作為古跡，已圍著一圈短牆。龍蟠裏巷口仍是寂寥。火葬場早已搬家。掃葉樓整飭一新。俯身在清涼寺的石山前，見城西大道霍然貫通，卡車、汽車，帶著塵土呼嘯而過。新植的梧桐張開了幼小的枝葉……
我走進教室，宛若當年，仿佛我那久別了的夥伴，瘋瘋傻傻，甩著長辮子，呼啦啦一齊撲上來抱住我；我那端莊的，嚴肅的，風趣的、正直的老師，一齊微笑著走上前來圍住我！但是，但是我水光朦朧的眼睛，隻見到拔地而起的高樓，隻見到新一代學生身上的旅遊鞋，電子表，幸子服，日本簽字筆……隻見到他們那又自負又稚氣的神色……
我什麼也說不出了。他們有他們的道路。我那爛漫的少女時代已經關閉。我聽到沉重的腳步聲，從過去一直捶響到未來。
［鑒賞］
蘇葉（1949—），女，湖南洪江人。幼時隨父母遷往南京，現在某電影製片廠工作。當代知名散文家、編劇。著有散文集《總是難忘》、《九月》、《蘇葉散文自選集》等。
《總是難忘》是一篇“憶舊”之作。
“憶舊”，並非老年人的“專利”。在這篇散文裏，作者就對逝去不久的“中學時代”的難忘生活做了有麵有點、有枝有葉、有聲有色、有喜有淚的生動回憶，表現了“人”對難忘往事的時時反顧。
“總是難忘”—是“我”對“它”（那段生活）在思想、情感上難以忘懷：“我”自始至終都是“主角”。當然，其中也寫了一些“人物”（如代課老師、劉老師及嚴美琴、張月素、王悅雅等），但全文仍以“我”為中心—回憶中的“人”和“事”，無不打上“我”的深深烙印。堅持“我”的主體地位，是散文作為一種主觀抒情文體的獨特要求。
《總是難忘》在散文寫人，寫人的個性、性情上，在散文由“情感”層麵提升到“性靈”層麵上，是有新進展的。“我”，作為一個活生生的，有個性、有性格的人，生龍活虎、躍然紙上！在此文中，“我”不再是單一的、平麵的，而是複雜的、立體的；“文”也不再是單純的抒“情”，而是多側麵、多角度地表現“人”。
這種散文，實際上從“小說”寫作中汲取了有益的滋養。汲取歸汲取，它還是散文而不是小說；而“小說化”就不行了，因為它不再是“散文”而成了“小說”了。這是很值得熱衷於散文“小說化”的人們深長思之的。
羞女山。
葉夢。
我固執地不相信那些關於羞女山的傳說，那沉睡的臥美人—凝固了幾十萬年的山石，怎麼隻會是一個弱女子的形象呢？
羞女山是資水邊一座陡峭如削，狀如裸女的峰巒。
我去羞女山，並不指望真能看到那據說是神形兼備的羞女的芳姿。我唯恐像在巫峽看神山峰，滿懷著勃勃興致去看，末了卻大大地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