菡子的《黃山小記》，情景交融地描繪了黃山優美而富於詩意的自然景色，為我們舒展開一幅美的生命與自然的畫圖。作者以詩筆作畫筆，化靜為動，傳神傳情，讀來令人讚歎和振奮。
丁香花下。
黃秋耘。
今年的暮春和初夏，我是在北京度過的。除了刮風天和陰雨天，我吃過晚飯後就溜達到中山公園去，在紫丁香花叢中消磨掉整個黃昏。一個人安靜地坐在公園的長椅子上，讓那濃鬱的花香彌漫在包圍著我的氣氛裏，沉思著四十多年來像雲煙一般的前塵往事。對於一個性情孤僻而心境寂寞的老年人來說，這恐怕是最難得的享受了。
一個熟悉而親切的麵孔突然出現在我的麵前，他的年紀和我差不多，是一家有名的出版社的老編輯：“怎麼，老王，又是在這兒碰到你，你好像對紫丁香花有點特殊的感情似的。”
“唔，也許，紫丁香花這種淡雅而又有點憂鬱的情調適合我的氣質。”
“這恐怕不見得是唯一的原因吧！”他狡黠地眨著眼睛，“在你的一生中，說不定有一件不尋常的事情和紫丁香花有點什麼關係。比方說，在年輕時候，你是不是認識過一個像紫丁香花一般憂鬱的姑娘？”
像我這麼一大把年紀，距離“灰飛煙滅”的日子已經不很遠，似乎再也沒有什麼事情需要“保密”了。而且，像這樣美好而純潔的回憶，多讓一個朋友知道也未嚐不是好事。我們並肩坐在長椅子上。我稍微沉默了一會兒，就開了腔，那位老先生居然全神貫注地在傾聽著。
“說起來，這是四十四年前的事了。和我同時代的人也許還會記得，一九三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北平的大、中學生在沙灘北大三院開過一個追悼在獄中受刑病死的戰友郭清的大會，會後舉行抬棺遊行。我和六七百個同誌參加了這次遊行。我們的隊伍從北池子走到南池子，就跟上千名反動軍警碰上了，他們揮舞著警棍、皮鞭和大刀向遊行隊伍衝擊；而我們卻赤手空拳，隻能用幾根竹竿招架著。經過一場劇烈的搏鬥，我們終於被衝散了。當場逮捕了五十多個同誌之後，反動軍警還窮追著我們，幾乎是兩三個攆一個。我在前麵跑，兩個警察在後麵追，我後腦勺挨了一個警棍，鮮血滲出了便帽，滴在天藍色的大褂兒上，前後都有斑斑點點的血跡。幸虧我在大學裏是個運動員，終歸跑得比他們快些，一眨眼就把他們拉下了一百多米。我竄過幾條七枝八叉的胡同，跑進北池子南口的一條小巷裏，眼看著有一戶人家虛掩著門，我推開門一閃身躲了進去。反手就關上了門。當時我渾身都是汙泥和血跡，臉上也是紅一塊花一塊的，不像個人樣。院子裏收拾得挺幹淨，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影。過了半晌，門簾子一掀開，走出來一個很文靜的姑娘，小個子，大眼睛，年紀看來還比我小一兩歲，大概是個高中學生吧。她看到我這個模樣，嚇了一跳，但還是很鎮定地問我：‘您怎麼啦？哪兒受的傷？’”
“‘我是個學生，剛才去參加遊行，被警察打傷了。他們要抓我。借您這兒躲一躲，行不行？假如您不同意，我馬上就出去。’”
“您不能出去。這個樣子出去，豈不是自投羅網！來！讓我先給您包紮一下，接著，她把我領進屋裏，拿出繃帶和藥棉，上了藥，迅速地用熟練而輕快的手指給我包紮好傷口，用酒精擦幹淨我的臉孔，關切地問道：‘弄痛了您沒有？不難受嗎？’”
“我整理整理衣服，站起來：‘不怎麼痛啦！我可以走了。’”
“她攔住我：‘不行，您身上有血跡，警察會認出來的，得換上衣服，戴上呢帽！’她從衣櫃裏拿出一件藍布大褂兒和一頂舊呢帽，‘是我大哥的，您穿戴上大概還合適，他個子和您差不多。’”
“我一再推辭，她有點生氣了：‘唉，您這個人呀，真是個書呆子！生死關頭，逃命要緊嘛，還顧得上那麼多禮數？’”
“我走出這戶人家，回頭望一眼門牌號碼。靠著藍布大褂和呢帽的掩護，誰也看不出我是個被打傷的‘逃犯’，拐了個彎，到了騎河樓清華同學會，坐上直開清華園的校車，我就這樣安然無恙地脫險了。”
“我養好傷以後，總想著要把藍布大褂和呢帽還給人家。直接送到她家裏去嗎？萬一出來應門的不是她而是別人，那我該怎麼說才好呢？我隻好寫了一封短信，請她在下一個星期六的傍晚親自到中山公園今雨軒旁邊的紫丁香花叢附近，取回我借去的大褂和呢帽。收信人的姓名隻寫著‘大小姐’收，落款我沒有寫，因為那天在匆忙中我們誰都沒有請教過彼此的尊姓大名。”
“我們終於在紫丁香花下見麵了。她很大方地走到我麵前，稍微點點頭示意。”
“當時我還是一個十分靦腆的小夥子，我總覺得，隨便詢問一個不認識的姑娘的姓名或者介紹自己的姓名都是不太莊重的、太唐突的。我隻是激動地對她說：‘非常感謝您的幫忙，那一天，要不是換了衣服，我一出門就會被捕的。胡同口有兩隻穿黑製服的狗在守著呢！’”
“‘別客氣！這些都是我應該做的。其實這些舊東西您大可不必還給我。’”